所谓南京大屠杀幸存中国军人,是指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没有来得及撤离南京,到1938年2月后仍然活着的中国军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这部分幸存官兵的回忆资料来揭露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和当时南京的社会状况,往往将他们的经历视作是整个南京大屠杀整体历史书写的注脚,但却忽略了幸存官兵本身的生存状态、人生遭际。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可以看出,将幸存中国军人作为显性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的。本文拟详细分析南京保卫战后中国军人的幸存经历,他们对日军“处置”俘虏、扫荡作战和暴行的因应,在日军统制下的南京生活经历、与南京社会各方面势力的复杂关系以及大屠杀结束以后的幸存官兵的人生选择,希冀能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有所贡献。由于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大批卫戍军官兵没有来得及撤退或者突围失败,只得滞留并分散在南京城内外各处。日军占领南京前后,中国军人是他们捕杀的重点。日军在城内外扫荡,消灭所谓“残败兵”,还搜缴中国军人遗留下来的武器。由于国际安全区和难民营相对安全,官兵们的求生欲望和求生智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因素,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军人幸存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完全是日军暴虐下的侥幸,他们同南京的难民一样成为日军宰割的对象。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实施了严密的控制,此时统治南京的力量除了日军及其所属的宣抚班、宪兵队等外,还有外务省系统的大使馆官员、领事官、领事馆警察等,他们之间密切配合,严密控制着南京各地及出入关卡。日军占领南京后,强迫南京市民登记,并颁发所谓“良民证”,其目的是清查藏匿在市民中间的中国军人。在日军甄别和强迫登记之后,中国军人中间仍有人活下来,部分的原因是日军仅仅凭借服装、外貌甚至青壮年年龄这些标准来简单搜查难民中的中国军人。在大量中国官兵被捕杀的同时,也造成了无辜难民的伤亡。与此同时,日军还派兵把守城门、码头要道,严密审查过往行人。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大规模的屠杀过程中,中国军人的安全受到了严酷考验。此时安全的需求是第一位的。1938年2月25日以后,日军认为南京城内的中国军人已经基本肃清,决定允许中国居民“自由”出入城门,不用再出示“良民证”。此时,幸存下来的中国军人获得了相对的安全。但是在驱赶难民从安全区返回住处期间,日军命令自治委员会实行保甲和五家联保。这使得部分军人被迫逃离南京,但也有一些军人找到合适的身份仍然留在南京。伪“自治委员会”对中国军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伪“自治委员会”协助日军进行难民登记,协助搜缴中国军人留下了的武器。其下属的警察厅及各区警察局负责检举“恶劣犯罪份子”。但也有部分中国军人加入该组织以及一些民间慈善组织成功躲藏起来。1938年4月20日,“维新政府”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成立后,继续承担起伪“自治委员会”的职责。尽管日军控制南京相当严密,但是还是有部分中国官兵在日军淫威不及之地顽强地生存下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西方人士给予部分中国军人以援手。在保卫战开始之前,就有中国军人得到他们的庇护。日军占领南京后,部分中国军人也受到了保护和救助。拉贝等人甚至还协助他们逃离魔窟。虽然国际委员会和在宁西方人士难以营救全部的全部中国军人,但还是尽可能救下来一些官兵。西方人士同情的态度和救护活动,说明了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幸存中国军人与难民的关系是复杂的。一些难民担心受到牵连而不愿意接纳他们。而另一些难民则愿意收留他们,在同住期间他们互相保护,互相帮助。些官兵在与难民相处中因为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组织能力很快成为难民小团体中的主心骨。抗战时期的军民关系的变化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缩影,它昭示了中国抗战的必胜前途。分布在城内外的幸存军人以多种方式生存。有的在短暂滞留后,迅速摆脱危险地区,返回后方。有的军人藏匿在安全区、难民营或城外。有的脱掉军装干脆定居在南京。滞留的幸存者能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在有一定的经济依靠和社会关系依靠。此外,也有变节者投降日军,加入了伪组织。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军人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大部分军人还是回到后方,继续抗战。大规模的屠杀结束后,根据幸存中国军人的记忆形成的文字资料揭露了日军暴行。战后,一些幸存官兵成为审判战争罪犯的人证。总之,与庞大的15万守军相比,幸存军人只是占到很小比例,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他们的规模仍然可观。在大屠杀期间,中国军人能够幸存原因是多方面的。日军简单甄别,残酷屠杀,在造成了无辜平民被误杀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军人幸运存活下来。这反面映衬了日军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此后,幸存军人又利用地缘优势,依靠一定的食物储备、财物储备和社会关系得以继续生存下去,而这些生存条件恰恰是日军无法摧毁的。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窥一斑而知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