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康德视角出发，将道德要求作为研究主题。康德道德学说具有显著的规范性特征，与其他规范伦理学说的相关主张比较而言，在法规确立、执行方式等方面都更为严格，这种外在表现使得康德的道德哲学更容易遭遇批评与责难。其中针对道德要求的批评意见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在道德原则的制定方面，康德主张，一种真正的道德法则必然是将经验内容彻底排除在外的纯粹法则，因此，这一法则的建立需要由纯粹的实践理性提供规定根据，然而纯粹理性如何能成为实践的，这种作为法则来源的纯粹实践理性自身的真实性时常受到质疑，进而，一个与经验无关的道德原则能否产生行动上的推动力也成为可疑的。其次，在运用原则约束和规范行为方面，由于康德道德原则的形式化特征，往往被指责为空洞抽象，难以指导行动，此外，这类道德规范追求的普遍化，在反对者看来难以适应现实多变的环境，具体实践中很可能出现道德原则的要求内容与人们的道德直觉冲突对峙的特殊情况，道德要求看似过分严格和苛刻，康德道德理论由此被批评为严格主义的。在这些批评和质疑声中，有些的确指出了康德伦理思想的固有问题和局限，而另一些批评意见则属于对康德道德要求的误读和偏见，对于误解类型的指责，是本文侧重澄清和解决的部分。针对批评意见，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对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质疑，动摇了康德道德学说中理性立法的基本观点。鉴于此，本文首先关注纯粹实践理性以及道德法则的存在合理性问题，论证过程主要采用了反向思考的方式。通过考察意志、实践原则及动机等实践要素，分析康德如何看待理性与经验间的关联方式，对经验性的实践原则不能作为道德的最高法则的原因加以解释，并回应道德法则必须建立在实践理性的纯粹形式之上的质疑。通过这部分论证将说明，经验因素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作为意志准则标准的道德法则不能依赖经验内容建立起来，同时感性经验也无法提供道德行动的持久动机。在说明道德法则与道德动机不能从经验内容获得，以及寻找一种纯粹道德法则的必要性之后，需要对道德法则的确证做出进一步阐述，即道德法则存在的必然性问题。对此，本文主要从《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两部重要著作中梳理康德的论证思路。在前一著作中，康德的主要目标是找出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他希望通过一个自由概念来演绎道德法则的存在，但是，这种思路由于循环问题的出现最终未能成功。此后的《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转而寻求一个理性事实概念的帮助，两条不同的论证路径，都反映了一种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理性行动者的关键作用。前者试图通过人的两个世界身份来弥补演绎法则中出现的循环论证，后者从一个与人类意识有关的理性事实出发来论证纯粹实践理性以及道德法则的实在性。因此，与一些伦理学说在提出道德要求时忽视主体的能动性不同，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要求与理性行动者密切相关，道德原则和义务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伦理概念。关注实践主体是康德理论的优势，因此，为道德要求辩护不能脱离对道德行动者的解读。如果说康德道德体系倾向于一个带有理想化特征的人格概念，那么当代康德伦理学中由康德道德理论拓展出的一种行动者的概念，则在康德主体概念的基础上强调了人类的真实特征，在康德学说的当代支持者看来，通过普通的理性实践者的法则意识有可能提供关于道德要求实在性的说明。康德式道德要求主张对行为准则的普遍规约，这可能是康德道德主张中受到最多批评的观点之一。本文的第三方面将考察这种普遍化的道德要求在现实运作中是否具有康德所设想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这部分论述中，首先关注判断行动准则的一个重要手段：普遍化检测是如何参与进行动的评估过程，并结合康德著作中出现的若干实例进行分析。其次，将侧重分析说谎这一具体案例，以及康德阐述的不完全义务等观点，来进一步评估普遍化的道德原则是否在实践中对行动提出了过分严格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康德道德学说虽然经常被认为只关注理论的纯粹性，从而完全忽视经验因素在道德实践中对履行义务等道德行为的影响，但在实际处理道德要求面临的具体问题时，以及解释义务、原则的运作过程中，康德确实已将偏好、兴趣等影响道德实践的各种经验因素考虑在内，这一点从康德道德哲学只约束准则而不是具体行动，以及履行义务时为行动者留下的自由空间等观点中能够体现出来。最后，本文还将考察康德提到的一种道德判断力，虽然道德原则指明了那些应当去做的事情，但是从理论上的道德原则到现实中的具体行动，践行道德原则仍然需要这种判断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