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村的“标签化”与“去标签化”——基于黄村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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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癌症村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村庄内部的癌症高发引起了政府、媒体、学者、民间环保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关注。媒体对癌症村现象的关注与报道以及学术界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癌症村问题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从而使个别地区的癌症高发现象得到了缓解。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实地调查,作者认为,多数癌症村的变迁都经历了“‘标签化’→进入政策议程→基础设施改良→恢复发展”几个阶段。事实上,这是“癌症村”演变过程中的一条明线,通常隐藏的暗线是“求富→脱贫致病→因病致贫→寻求关注→‘问题化’→‘去污名化’”的反复。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先行工业化地区发展历程的再现。  通过对河南省一个癌症村的研究发现,这个村庄的经历符合假设中的明线。该地区是个较为传统的农业村,本村及附近并没有直接的工业污染,所受污染来自河流上游,因此没有经历工业致富的阶段,而是本即贫,致病之后贫上加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疾病高发使得本就落后的村庄陷入了绝境,但是由于传统面子观的影响,加之村民社会资源网络的缺乏此时的村庄只是一个被自封的癌症村。之后在环保组织的动员下少数村民开始觉醒,经过环保组织坚持不懈的努力,村民选择了“喧嚣”,而外界力量的介入也加剧了村庄的喧嚣,成功将该村“标签化”。“标签化”给村庄带来了干净的水源、整洁的公路,改善了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与经济条件。但标签化的积极效应是有限的,在村庄逐渐走出癌症阴影之后,负外部效应超过正面效用,对村庄与该县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由此,村民和政府联合展开的“去标签化”成为摆脱发展困境的主要途径。从“标签化”到“去标签化”是黄村从建构到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癌症村”行动的逻辑从获得生存的需要上升到了发展的需要。“标签化”过程中行动的主体是村民、NGO、媒体以及村委,而“去标签化”行动中行为的主体是基层政府与村民,其中以基层政府为主。通过对黄村整个变迁过程的研究,以期为目前数量众多的中国其他癌症村摆脱困境提供经验借鉴。同时也是对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支持与配合。  本文使用个案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一手资料。此外运用了文献法,研读了大量前人的研究。同时运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癌症村“标签化”与“去标签化”过程中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通过考察一个癌症村从癌症高发到极力去除污名化的完整过程,弥补了已有研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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