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2006年到2018年间《浙江法制报》中相关“法治浙江”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包括版面设置、报道对象、报道区域、新闻类别、报道倾向和新闻文体,分析得出“法治浙江”媒介呈现在版面设置上经过全新改版后,更具时代特征,形式多样;在报道对象、报道区域、新闻类别、报道倾向和新闻文体五个方面均有明显的侧重,关注部门主体、杭州地区、司法领域,倾向于正面评价和消息类报道。随着浙江法治建设的完善与深化,对比2006年—2011年法治建设的完善时期与2012年—2018年的深化时期可发现,“法治浙江”的媒介呈现具有阶段性的侧重。运用词频软件对样本进行关键词的词频与权重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挖掘媒介呈现的报道文本,观察13年间的演变趋势,发现“法治浙江”的媒介建构过程中的同样存在着倾向性。2006年至2018年间,每阶段甚至每一年的法治建设重点都会根据政策、建设实况等因素的变化而或多或少的变化。依据关键词的统计数据,“法治浙江”报道构建了以普法为圆心,司法机关为圆周的媒介形象,其中杭州作为领头羊,民警作为法治代言人,同时不断的对其形象进行丰满,使其更具“人性”。报道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形式,大众传媒以不同的文本再现建构事物或群体的媒介形象。立足于前文的分析,深入探究搭建主要事件的报道框架,大致将报道框架分为四种类型:沟通框架、宣传框架、解释框架、事实陈述框架。同时结合报道评价来判断报道倾向,进一步对“法治浙江”的媒介形象建构进行探究,可得知目前“法治浙江”的媒介形象报道以宣传框架为主、事实陈述框架为辅。同时,宣传框架均为正面评价,事实陈述框架大多选取负面案例以“负面转正面”的形式展现浙江的法治图景。经过以上几个层次的分析,进一步思考“法治浙江”媒介形象建构的策略以及媒介形象呈现的方式,可以发现:“法治浙江”媒介呈现的演变历程,受到顶层设计以及媒介变革的双重影响;同时,话语权逐渐从特定的群体转移到受众手中,这为新时代的浙江法治形象建构提出了新要求;此外,浙江本土文化孕育出带着地方特色的“法治浙江”,并为深化“法治浙江”形象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