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类早期作品产生的广泛影响，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孙犁作品的文学价值一直被归入“荷花淀派”中进行讨论。这不仅是对孙犁早期创作的标签化理解，也使读者对孙犁的整体创作风貌缺乏全面的认知，作家的晚期创作更是被一并忽视。关于孙犁及其作品的研究，一直处在理解的片面化之中。　　论文从“晚期风格”的角度重新考察孙犁的创作，从革命背景下的孙犁的复杂性切入，进而展开对孙犁的晚期风格的分析。关于孙犁前后期的创作存在着反差的认识已经在批评界达成共识。与前期相比，晚期孙犁开始在创作中尝试处理否定性的生命体验，他的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由“审美”到“审丑”的变化，这是孙犁前期创作中被压抑的“丑”的逐渐释放的过程。孙犁晚年关于美丑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他的创作经历了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美”与“丑”看似是美学追求的两极，实则当我们回到孙犁作品的内部，就能发现对“丑”的关注一直是其作品暗藏的潜流，只是这股潜流在孙犁晚期的创作中才终于浮出水面，为人所关注。孙犁晚年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并非凭空发生，“美”“丑”之间的转变有其内在逻辑的支撑。　　孙犁晚年经历着身体的衰败和心理的放逐。他晚年的文字中常有关于身体衰老和疾病的记录，言语之间流露出作家对这种无法控制的身体状况的无奈与感伤，此时的生命被疾病、衰老、死亡纠缠，身体和精力的日渐衰竭与精神世界的渐趋饱满形成了互相矛盾而又充满张力的关系。　　孙犁晚年处在长久的孤独之中，这是孙犁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散兵”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是晚年孙犁屡屡受挫之后的自我保护。与衰老、疾病相伴的孤独寂寞重新激发出孙犁细腻敏感的内在气质。受到孤独意识的影响，孙犁晚年的文学交往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既提倡离文坛远一些，同时又对文学的发展抱有热切的关注。　　抗战和“文革”是孙犁一生经历中的两大重要内容，孙犁在抗战中体验到“美的极致”，在“文革”中经历了“丑的极致”。白洋淀时期是孙犁革命理想形成的时空定点，抗战时期的记忆在时间的发酵下已不再单纯地作为一种回忆存在，更是孙犁晚年凭吊的对象，是他批判现实的精神寄托。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促使孙犁记录民族的创伤历史并表达社会隐忧，孙犁尝试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回到整个民族的共同经验当中。　　孙犁晚年的生命体验对其思想的演变起到重要作用，思想的变化轨迹最终在其创作中有所表征。晚期的孙犁在文体选择上倾向于散文创作，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杂文、读书笔记以及他对文艺问题进行阐释的文论等。除散文外，《书衣文录》和《芸斋小说》也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孙犁晚期两种特色鲜明的独创文体。　　晚期，既是我们回顾孙犁的创作道路时对其创作在自然时序上进行分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孙犁创造的“晚期风格”的一种认证。的确，“晚期风格”的研究严重依赖于作家的个人生命体验，有作家个人断代史研究的嫌疑，是一种后设的研究理路。但同时，当作家个人的生命最终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当作家的整个的文学创作成果得以全部展示之后，这种后见之明无论是对于我们抵达作品自身的意义生成空间，还是对于理解作家本人的思想演变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