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鉴文化理论中关注翻译外部社会文化因素的思想和后殖民理论中的“杂合”观念，采取描述性而非价值判断的历时对比研究手法，从三个层面细致分析杂合的具体表现，分析《红字》不同时代三个译本中宗教文化是如何翻译的，旨在探讨不同历史语境对宗教文化翻译杂合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宏观方面，梳理了原文和译文所处宗教文化圈的异同。通过研究发现，原文处于比较单一的基督教文化，而译文处于比较复杂的宗教文化圈，其组成部分有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原文与译文之间有相同，更有相异。确切地说，两者之间虽有重合，但相异之处更多。　　 其次为了考察时间因素对这部小说中宗教文化的翻译是否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分别为1934年的张梦麟译本，1954年的侍桁译本和1990年的胡允桓译本。前两个译本为同类研究所不曾涉及过的。　　 宗教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只作整体综合性的评述难以清晰展示它在翻译中的真实情况，因此本文尝试将宗教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中层、深层，由此可以更深入地剖析这部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在翻译时出现的误读、变异、信息失落或增添等问题。　　 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是要通过对比评价三译本孰优孰劣，而是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三个中译本中都出现了佛教、道教、中国民间信仰词语，却没有伊斯兰教词语；为什么这种宗教文化的混生杂合现象在宗教文化的三个层次上表现不同，在每个译本中具体表现也不同。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在美国与中国所处宗教文化圈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杂合普遍存在于各个时代的译本中，是为杂合的普遍性；但同时这种杂合在译本中宗教文化的三个层面上表现并不相同，此为杂合的差异性或多样性。　　 最后本文对造成杂合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的原因作了初步的探讨。杂合在译文中的普遍性是由翻译本身的跨越性特征造成的；杂合表现的种种差异涉及到的则有原文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等。　　 本文对《红字》中宗教文化翻译所进行的相对系统性的分析，不仅为此书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和研究其它文学作品中宗教文化翻译出现的种种误译、变异等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