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行法体系为基础,辅以学界通说,是法教义学的思维起点,同时也应该是我国司法裁判中应坚持的立场。在解决简单案件时,法官运用现行法律规则,通过法律逻辑涵摄得出裁判结果。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疑难案件,无法通过此方式获得结论。加之,其具有关注度高、影响大的特点,故在处理时更需慎重。法教义学及其思维在被适用于解决疑难案件时,存在何种效果以及怎样最大化发挥其优势,这些问题都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研究的价值,因此本文尝试对其进行探究。首先,本文对疑难案件和法教义学中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二者内在的联系。疑难案件是案情和现行法条之间的“断层”催生出来的,因此在其裁判过程中无法仅适用简单的法律三段论。关于法教义学应当明确的是,现阶段的法教义学并非法律教条主义,本文也会对法教义学中的法教义与法律规则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梳理。对于疑难案件和法教义学的关系而言,因法教义学具有司法和立法面向,对疑难案件的关注是其应有之义。其次,本文选取司法实践中各类具体的疑难案件,对法官在裁判时所适用的裁判思维进行分析。只有认识到法教义学在疑难案件处理过程中所展现出优越性才能坚定法教义学立场,只有了解其尚存的不足才能推动其发展,为疑难案件的有效处理提供路径。再次,总结法教义学及其思维对疑难案件裁判的必要性。由于法教义学自身固有特性,其在我国疑难案件裁判中有着减轻推理负担、防止肆意解释以及为价值判断进入法律推理提供合法性进路等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疑难案件处理中坚持法教义学立场与实现“同案同判”、维持法的安定性、完善制定法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最后,探索如何在我国疑难案件中运用法教义学及其实现个案正义。疑难案件的有效处理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环节。在疑难案件裁判过程中,坚持法教义学思维是实现个案正义和依法裁判相统一的重要保障。将价值衡量作为提升法教义学论证效果的方式,同时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准法源和参照性作用,在维持法律可预见性的前提下,作出令民众真诚信服的裁判,最终实现法之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