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金融领域也逐步推进制度性和系统性开放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金融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为此我国出台了众多政策举措以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往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众多境内独角兽企业纷纷采用境外上市的方式,导致“经营红利”外流,如何才能使独角兽企业回归,境内投资者分享红利?一项重要措施即为CDR试点发行制度,该制度的提出,一方面满足了我国资本市场中对金融创新的需求,促进金融产品多样化;另一方面为海外优质股票和资本回流及独角兽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小米集团为借该制度的东风,实现自身回归A股的愿望,在CDR试点发行制度推出后,立即向证监会递交了申请,希望在缓解公司资金短缺问题的基础上,还可以为扩大国内市场提供新的机遇。但证监会在后期审核中发现小米集团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整改,为此小米主动向证监会递交申请推迟发行CDR,致使中国首份CDR并未正式推行,但CDR的发行、交易及完善是对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积极响应,是金融产品创新的具体体现,不仅能够拓宽独角兽企业融资渠道,同时也为海外资本的顺利回归提供机遇,是满足微观经济主体需求的具体现实需要,也将为我国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贡献力量。为此,本文以小米集团为例,采用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CDR在我国的应用情况。首先,阐述了存托凭证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可供借鉴的ADR和TDR经验及CDR发展情况等;其次,详细分析了小米集团CDR的发行过程,具体包括小米集团的基本简介、业务线条概述、小米集团CDR发行背景、积极申请、证监会反馈及小米的主动推迟等,并试图分析每阶段各主体的动机与需求;再次,对小米集团主动推迟发行情况进行探究,分析小米集团发行未果的内部治理因素、外部制度因素及宏观环境变动影响;最后,结合我国现实状况,通过国外不同种类存托凭证先进经验的借鉴,指出CDR未来在我国发行的可应用性,总结得出满足何种条件我国境内可以成功实现CDR的发行上市,并针对性地从发行主体、监管制度及宏观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后期整顿意见,为CDR能够更早、更快、更顺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流通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