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由于发展滞后、地理位置差以及贫困者本身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分布在偏远地区。而且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返贫现象时常存在,今后反贫困任务的难度将会更大。尽管如此,中国自改革以来在农村贫困减少方面成就斐然,成功地使总农村贫困人数从1978年的2.6亿下降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2.9%降至2005年的2.6%。这一成果主要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取得的,1979-200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6%。但在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都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地扩大,已经严重地弱化了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减少的推动作用。本文的主题是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也研究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经济结构变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对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经济增长论者从“涓滴效应”出发,认为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的减少;而其反对者则以库兹涅茨倒“U”假说为依据,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由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使经济增长不利于贫困减少。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分析显示:尽管扶贫开发有效地推动了农村贫困的减少,但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而非扶贫开发。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的减少70%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影响农村贫困主要是通过收入增长和就业增长两条渠道发挥作用的,二者都正向地推动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减少。因此,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紧密相关,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业增长,特别是改革之初的农业增长,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有效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农业结构的变化则对不同农业生产者产生不同的福利冲击,从而使贫困人口获利水平存在差异;(2)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以乡镇企业发展为契机的非农就业的就地转移和1990年代初开始的以外出务工为主体的非农就业的向外转移,有效地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了农民的收入,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农村贫困的减少;(3)农村居民迁居城市,特别是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城乡居民比例结构发生变化,并通过直接效应(贫困人口迁居城镇会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间接效应(留居者可得到更多的资源而提高收入)降低农村贫困;(4)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减少了迁居农民和打工农民的就业机会,阻碍农村贫困的减少;(5)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大量地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就业增长渠道有效地减少了农村贫困;(6)外贸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外贸增长恶化了农村贫困,而此后则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贫困的变动不仅受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还受到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本文计量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延缓作用。其结论显示: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恶化了农村贫困状况,其影响比例负向地占农村贫困减少的10%至20%,而且其影响呈递增趋势。其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堵塞了经济增长“涓滴效应”的渠道,并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形成不足,从而使他们的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中;收入差距扩大也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乏力,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为了从总体上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减少进行分析,本文对以上结论进行了计量检验。通过农村贫困分解和增长质量评价,笔者认为经济增长总体来说能够有效地减少农村贫困,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好处,从而使得增长的减贫效应不断弱化。总体计量分析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推动农村贫困减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二者构成了影响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此外农业增长、非农就业和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农村贫困减少做出了较大贡献。本文最后将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村贫困变动都归结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因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战略从“让一部分从先富起来”向“先富带动后富”和共同富裕转化,以使贫困人口分享较多的经济增长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