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这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鸳鸯蝴蝶派成员的阵地转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阵地,培养了诸多的文学家,这些文学家以《小说月报》为载体,有意识地构建文学批评,开辟了“创作批评”专栏,其文学批评的特点在其“通信”一栏中表现突出,所以,本篇论文主要是从这一“通信”现象去疏理其中的批评特点。这些信件是围绕这样几次论争展开的,即关于创作问题的讨论、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关于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关于自然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作品有无主义的讨论、对整理中国固有文学的讨论、关于《小说月报》的名称问题等等。信件中的一些观点,有的是源于论争,有的是源于思潮,有的是源于自我等。这些信件对《小说月报》这一刊物和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尤其对新文学批评的构建都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论文从批评的及物性、批评的理性等特点入手,去疏理这些特点在信件中是如何体现的。批评视角的及物性是从文坛实际和作家作品入手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茅盾在接编《小说月报》时,就按照这一标准,再造《小说月报》。批评的理性就是客观批评,茅盾就是这样一位以客观的态度从事批评的批评家,注重理性和注重客观成了茅盾的批评的重心。周作人把宽容视为文艺发达的条件,郁达夫也曾倾向于宽容,茅盾也是以这种心态进入批评界的。“通信”中所体现的批评特点与当下文学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通信”现象的意义也是重大的,构建了读者、作者和编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小说月报》构建其“现代性”的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