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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发挥的角色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不仅对社会行政事务进行协调管理,也承担着经济管控和企业扶持的重要职责。通过法定政治权力和财政政策,政府对包括政府补助在内的政策资源配置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政策的出台,实质上反映了地方官员,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改革意志。而政府换届和地方官员更替期间是刻画官员权力对政策资源分配的重要时期,因此对于官员个人更替事件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围绕政府换届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官员更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部分文献研究官员更替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主要落脚在投资决策方面。然而,官员更替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在逻辑上始终缺乏一层传导机制,即政府的主观行为和动因。本文认为,新旧两届地方官员个人因素的差异是官员更替这一事件带来的客观结果,这种差异在以经济绩效为主要考核标准的“政治竞争”机制下,会推动新任地方官员采取更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当地企业和经济的发展。那么官员更替后地方政府是否会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而作用于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这是本文试图验证的新问题。
本文以2008年至2016年获得政府补助的2120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地方官员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特殊视角,实证检验该事件对于企业所获政府补助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水平及新任书记来源三个层面对该这一个关系的影响进行差异化的检验分析。实证发现,当期地方政府换届会显著增大下一期当地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规模。分组样本结果表明,国有产权性质、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这三大异质性因素,会显著强化政府换届对下一期企业所获政府补助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察发现,政府换届引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确实能促进企业投资,并具有“政治意义”上的方向性,即短期内能迅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政府补助显著的正向推动,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关系。由此,本文证实了地方新任官员在“政治竞争”机制下扩大对当地企业的政府补助,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以满足其政治目的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政治意志得到了坚定的执行,企业投资行为也符合官员预期,但可能造成固定资产过度投资、研发投资不足的后果,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拓展了地方政府官员影响政策资源配置和企业微观效益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现有关于政府财政资源配置的政治动因的研究,还从实践层面提出了维持政治稳定、制衡官员权力、改革政治考核等相关建议,为全面理解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
本文以2008年至2016年获得政府补助的2120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地方官员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特殊视角,实证检验该事件对于企业所获政府补助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水平及新任书记来源三个层面对该这一个关系的影响进行差异化的检验分析。实证发现,当期地方政府换届会显著增大下一期当地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规模。分组样本结果表明,国有产权性质、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这三大异质性因素,会显著强化政府换届对下一期企业所获政府补助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察发现,政府换届引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确实能促进企业投资,并具有“政治意义”上的方向性,即短期内能迅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政府补助显著的正向推动,企业无形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关系。由此,本文证实了地方新任官员在“政治竞争”机制下扩大对当地企业的政府补助,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以满足其政治目的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政治意志得到了坚定的执行,企业投资行为也符合官员预期,但可能造成固定资产过度投资、研发投资不足的后果,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拓展了地方政府官员影响政策资源配置和企业微观效益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现有关于政府财政资源配置的政治动因的研究,还从实践层面提出了维持政治稳定、制衡官员权力、改革政治考核等相关建议,为全面理解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