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的非农就业人数与农地的非农化同时增长。两者的变化是必然结果还是偶然巧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使用全国五省1240个农户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1998-2013年16年的样本数据,运用DID模型分别就征地行为以及不同用途的征地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与从来没有过征地经历的农户相比,征地行为对16年间至少有过一次征地经历的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的行为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1%的水平下显著。尽管不同省份内征地行为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方向不同,但是这些影响只有江苏和吉林两省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不同年份的征地行为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可能性的影响方向不完全相同,但是除了2003、2006和2013年之外,其他大多数年份的征地行为对农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都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二、全样本中,相对于公共用途的征地行为而言,商业用途的征地行为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不同用途的征地行为对有过征地经历的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可能性会有不同的影响。尽管1998-2013年每年中不同用途的征地行为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的影响方向不尽相同,但是除了2000年和2003年外,大多数年份的影响都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与公共用途的征地行为相比,除了四川省外,江苏、陕西、吉林和河北四省中商业用途征地行为对农户家庭非农就业行为都是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只有江苏和吉林在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