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关于汪曾祺小说的一篇综论，共包含三个部分。在回归和超越两个方位上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汪曾祺小说的文本特征，探讨其对传统性灵文学的修复和现代重构，并且分析了作家别致的主体人格、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对此取向的作用，进而揭示出汪曾祺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部分在简要地梳理了性灵文学传统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之后，概括出性灵文学的品格，结合汪曾祺的小说文本，着重从四个层面对此类品格进行解析，即贵真率，尊性情，重趣味，写世态。在文本分析中，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视作性灵文学传统复活的标志，逐步展示出汪曾祺的传统文人魅力，力求体现以汉语为母语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同时，又从疏散与自然的结构、淡化的处理方式以及意象化的文本氛围三个方面归结出汪曾祺性灵化小说的文类特征，对汪曾祺小说的理论革新意义进行阐释，昭示出一种独特小说观的形成。 第二部分以人格的引导为基点，分析汪曾祺小说价值取向的深层次原因，着重对其小说的超越意义进行论述。汪曾祺的人格构成是传统和现代复合的双重人格。传统的人格建构表现在三个方面：童年经验的导引，儒道互补的哲学观，随遇而安和散淡的生活态势。这一具有浓重文人色彩的传统人格决定了他即便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能够以文化守成的姿态走向对文人性灵的缅怀，情趣的守护和在边缘处审美，这是解读汪曾祺性灵小说的出发点。 至于现代人格的构建，西南联大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它的浸染滋养下，现代的艺术视野和个性自由精神等现代意识沉淀为汪曾祺人格的另一基质。在双重人格的作用下，他以现代精神的活力，复活和转化了一种古旧的传统，在传达出醇正性灵意味的同时，又以充满生机的民间时空（融入民间）、圆熟的抒情魅力（永远的抒情诗人）以及边缘化的审美意义（边缘的风景）而表现出拓展的新质来，正是在此三个层面上，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达到了对传统性灵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抒情小说以及主流文学的超越。他的小说写作是一种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创作，自觉地脱离了流行时久的“载道”文学的樊篱，修复了传统、现代和当代之间的断裂，表现出文学自我向度上的突破和摆脱，使文学回到了自己的家。突破和摆脱是艺术文化精神上的一次真正超越。 第三部分既是定位也是结语，试图从汪曾棋别致的声音和身影中捕捉一点对当代文坛的启发意义。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汪曾棋不仅影响了贾平凹、阿城、何立伟等边缘型作家，也领起了寻根小说的先声，启迪了先锋派等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而作为一种业已发生的文学现象，又有必要将之置于一定的历史框架之下，考察汪曾棋性灵小说之所以出现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在此基础上，将之升华为“精神家园”守望意义上的写作，为现世的人类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是一种“对历史的克服对存在的接近”，一种不乏悼论的精神“返乡”的努力……。汪曾棋小说给予我们的已不再是单纯文学意义上的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