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受到西学冲击、在剧烈变动中调整的重要时期。其间各派史学升沉起落，争锋史坛。在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中，留美史家以其独特的教育背景、学术主张及研究路数，成为一支极富特色的新生史学力量，对20世纪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留美史家虽生于乱世，但单就学术上来说，可谓身正逢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们有机会融会古今，博通中西，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接受西方史学的系统教育方面，前无古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方面，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后无来者。而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对塑造这批史家的史学性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是在当时留美史家也独具特色：相对于国内史家，他们的留学经历使其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史学有直接的切身体会，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西学之精髓，融通中西；相对于留日史家也是如此，不必经由日本这一媒介来了解西学，且由于远渡重洋，不象留日史家那样易于受到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相对能够心无旁骛，专心向学；而相对于留欧史家，他们一方面也能够深刻理解西方传统史学，但又不受其过分的钳制，另一方面还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新史学的浪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通史学”，代表了20世纪史学的前进方向。 独特的历史背景，独特的社会环境，独特的教育经历造就了留美史家独特的史学人生，即在实证与诠释之间的会通。受到中国传统国学特别是清代实学及西方近代科学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的双重影响，象留欧史家及史料派一样，留美史家非常注重科学的史料搜集及考订工作；受到传统史学中注重义理的因素影响，以及近代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美国新史学思潮的直接熏陶，留美史家又对史学诠释的一面投注了应有的热情。但不同于唯物史观派，他们强调“史无定法”，即不局限于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不把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强调史学的多元化。表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在处理理论与材料、学术与时代、宏观与微观、中学与西学、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上，这批20世纪上半期赴美留学的中国史家都不同于先后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史观派”及“史料派”，而是采取了“执两用中，不偏不废”的态度，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史坛的第三支力量，即“会通”派。应该说，它也是中国史坛的一支健康的、不可或缺的史学力量。然而这一史学力量却长期淹没不显，一方面与学术内在的发展理路有关，另一方面，更是20世纪独特的、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及社会环境等外缘因素使然：在科学思想深入人心、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史观派与史料派各扯一边，会通派“执两用中”的史学精神反而难以抢滩史学市场。学术史与社会史的交叉影响值得注意。但时过境迁，我们反思20世纪中国史坛，无疑，这股会通精神则更能代表史学发展的健康方向。盖棺定论，我们更为肯定会通精神的学术潜力及学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