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福利分房政策成为历史,住房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我国的商品房交易就此逐渐形成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市场繁荣的背后则是各种矛盾的不断滋生,有些甚至严重地干扰了市场秩序。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发生的几种恶意违约及故意欺诈行为设置了惩罚性赔偿,并规定赔偿金数额为不超过买受人已付购房款的一倍。经过十多年的运行,虽目前仍有少数人对该制度存有质疑,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对于遏制和惩罚商品房交易中的不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引导诚信经营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以及法律法规本身具有的滞后性,使得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综合分析2016年至2018年期间具有典型代表的119起判决,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制度适用范围的理解不一,二是对赔偿金的尺度把握不一,三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适用不一。剖析问题存在的原因,除却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主要系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宽泛及原则性,未能对司法实践进行深入具体的指导,使得司法裁决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统一性。为促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应当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赔偿金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司法解释对于当事人及商品房的界定较模糊,从当前我国商品房交易情况来看,为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运行,当考虑将“以盈利性为目的”的买受人排除在外,并明确车位、商住两用房的适用以及在部分二手房纠纷中的适用;其次,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的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一条件包括交付的商品房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存在影响交付的权利纠纷或无法进行产权转让;第三,完善惩罚性赔偿金的设置。司法解释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仅有顶格设置,且无具体计算的参考因素,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因此,当从被告的财产状况、主观恶意、原告所受的损害等方面具体框定酌情因素,使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更趋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