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的分水岭,对于美国研究大学科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自1897年美国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后至1940年,美国大约只有十几所大学才被称之为研究型大学,同时这些学校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资助。而直到二战后,伴随着研究型大学在“曼哈顿工程”中的卓越表现才拉开了联邦政府大规模资助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序幕。为此,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以二战以来联邦政府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资助为研究聚焦点,阐述二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演变的轨迹,分析其中围绕联邦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所展开的博弈,展现大学——联邦政府伙伴关系的演变历程,并期望在对美国政府的大学科学研究政策的结论性思考中,能够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资助体系的发展提供反思与启发,以防微杜渐,避免科研资助过程中重走不必要的弯路。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三重螺旋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并依据研究需要,交替运用文献法、历史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探究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型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本文由二战后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背景、历程与演变、结论性反思等这三个部分(共六章)构成,旨在探讨美国联邦政府为何参与研究型大学资助,不同历史阶段联邦政府颁布的资助政策,联邦资助政策对研究型大学科研的影响等若干问题。资助背景研究——第一章：本部分梳理与分析联邦政府参与资助以及持续资助大学科研的背景,为联邦参与大学科研资助提供支持与依据。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学基础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作用,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大学的科研资助,成为了大学科研经费的首要来源。1944年,瓦尼尔.布什提出《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充分论证了大学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美国建立以大学为核心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此,大学基础研究被视为一切科技的来源(‘科学研究之本’),此后,不论是基于意识形态竞争还是经济竞争力竞争,美国联邦政府都强调与大学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发现,伴研究型大学科研的日益重要性、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六大游说联盟)、大学融资困境、全球化与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力挑战等因素成为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紧扩大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资助主要因素。资助历程与演变——第二章至五章：本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聚焦二战后联邦大学科研资助政策所展开的博弈,展现大学——联邦政府伙伴关系的演变历程。研究发现在漫长的科研资助历程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角色发生转折,从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了政府施政优先事项,而与此同时,由于大学与政府在定义科学研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摩擦。基于国家利益及党派更替,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都制定了不同的大学科研资助政策,而这些科学政策多受政治议程的影响,难以完全依照大学科学自由之研究要义,科研资助出现资助失衡、实用化、科学政治化等刺激学术研究敏感神经的困境。二战后至1957年苏联卫星危机前,联邦政府资助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工程学领域,而后,为了回应苏联卫星危机,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制定阿波罗工程,将联邦科学资助的重点放在了物理学领域；20世纪末21世纪初,面临严峻的健康问题,美国联邦资助又集中于生物医学领域。里根执政后,面对美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威胁,强化了联邦政府大学科研资助的选择性,在其执政之际,更是通过了《贝尔——多赫法案》直接将大学科学研究推向了市场；在21世纪初,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科研资助集中于“导弹、医药”组合,科学政治化问题激化,联邦政府大学科研资助政策受到质疑；而随着2009年,“科学之友”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后,大学——联邦政府的伙伴关系才慢慢得以恢复,奥巴马当局试图改变布什政府的科学政策,不断将科学研究回归之应有之地。结论性反思——第六章：本部分的研究,力图客观反思与总结联邦政府科研政策对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的双重影响。透过研究发现,—方面,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化,联邦——大学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联邦政府已经将大学科研纳入了施政要义之中,联邦科研经费成为了大学科研经费的首要来源,为美国大学的科研研究拥有较为稳定的研究驱动力,保证了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竞争性；另一方面,繁荣的联邦科研资助也使得大学科研面临多方面的危机。特别在经济危机的困境时期,联邦政府通常以紧缩财政为由,减少科研资助的幅度,强调了大学科研资助的实用性及目的性,使得大学科研自由受到制约,科研探究精神受到束缚,导致大学仍然面临学术独立性下降、资助经费分配不均、资助领域失衡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