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通则》显失公平制度是对德国民法上暴利行为制度拆分的结果,分别规定了乘人之危制度和显失公平制度,并将二者规定为不同的法律效果。《民通意见》以及《合同法》仍采用的是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二分的立法模式,对二者的构成要件、法律行为效力等方面做出了修改和补充,并对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概念和适用情形加以进一步的明确。然而,由于立法设想与司法解释之间的不一致,学者对于显失公平制度的相关问题,如立法模式及其构成要件、法律行为效力等方面一直存有争议,各方观点也存在较大出入。《民法总则》合并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并确立了显失公平制度的双重构成要件,使该制度有了更清晰的规定和适用标准,具有积极意义。与显失公平相比,乘人之危制度的构成缺乏独立性,其规范功能是可以分别被显失公平与胁迫所替代的,《民法总则》合并乘人之危保留显失公平,将两者予以整合,更契合大陆法系关于显失公平行为的立法传统。新的显失公平制度采纳双重要件说,在保护给付均衡的同时强化了对意思自治的保障。然而何谓“显”失公平以及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满足主观条件,《民法总则》对此并没有规定认定标准,实务中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主客观要件的认定标准,并通过主客观要件协作、互补的作用机制弹性地适用显失公平规则,以实现法效果的妥当性。德国法上的暴利行为制度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形态,不同于比较法上的规定,我国对于显失公平的上位原则仍有争议,学者存在不同见解。从立法目的来看,显失公平否认法律行为效力的正当性在于意思自治和给付均衡所形成的合力。无论是就近现代私法的发展趋势,亦或是《民法总则》的制度设置,都可以得知显失公平不再委身于公序良俗原则之下,将其理解为是一项修正意思表示瑕疵的制度更为合理。在法律行为效力方面,将显失公平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原因之一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通过取消“变更权”对法院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限缩,避免了公权利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过度干预,是《民法总则》的一大进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