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一种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文学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当下，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批评话语的陈旧成为了阻碍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发展的障碍。那么，建立一种民族文学方法论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民族文学的概念，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想象共同体的话语形式，并将这一性质作为立论的起点。对于具体的方法指导，我们试图寻找一种切合民族文学特点和实际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是对一般理论的套用。鉴于此，一种民俗学和“文化翻译”的方法便凸现出来。 对于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民俗方法，我们主要的理论资源来自于多尔逊和邓迪斯，民俗参与了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同样也参与了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共同体的话语形式的建构。民俗对民族文学的方法论意义不但在于一些常见的分析方法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借鉴了多尔逊的“伪俗”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伪俗”理论这一平台，发现很多以往被忽视的因素，还有重新理解民族文学中的一些现象。民族文学中“伪俗”的展示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经济(文化资本)的功能。作者创造出一些灵活的叙事策略和方法，将民族问题文本化了。这便是文本所谈的第一个理论重心，同时要注意的问题是，我们既不能忽视民族文学中“伪俗”的干预，又不能将对问题进行过度诠释，一味否定。 对于第二种方法，即“文化翻译”，文章主要借鉴的是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说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即“文化翻译”问题，和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还有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概念。翻译首先也是民族和民族文学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化翻译”语境下谈民族文学，也就是要发掘翻译背后的审美范畴之外的意识形态性。其中一类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民族作家双语(多语)写作的问题，这种非母语写作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我翻译，它相对而言具有某些目的性，这些目的性包括寻求异民族的认同，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它却不是本民族的自我认同的手段，因为它放弃了母语写作，脱离了民族的语境，背离民族认同的初衷；包括迎合某些意识形态要素，抛弃了民族对抗异民族话语霸权的语言的武器；目的性还包括迎合民族经典产生的模式，成为了一条民族文学经典化的捷径等。这便是本文第二个理论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