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到政治语篇,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公开讲话材料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并探寻其概念隐喻的功能和根源。 西方关于隐喻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亚里士多德到理查兹,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从逻辑和哲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和从语言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包括了从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角度对隐喻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1977年Ricoeur出版了The Rule of Metaphor,将隐喻置于话语语义学的研究范围。1980年Lakoff & Johnson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形成了现代隐喻认知论的基本框架,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以文字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正是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从7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学者对隐喻的研究达到了高潮(Ortony,1979;Honeck,1980;Cooper,1986;Kittay,1987;Lakoff and Turner,1989)。近期隐喻研究成果为隐喻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Indurkhya,1992;Steen,1994;Radman,1995;Mio & Katz,1996;White,1996;Goatly,1997;Leezenberg,2001;Thomas,2004)。关于政治隐喻,一般都只被作为个别例子引用,很少单独研究。Lakoff近年来对美国当代政治中的隐喻做了一些分析,如有关战争的隐喻,有关恐怖主义的隐喻,外交辞令中的隐喻,等等(Lakoff,2001,2003,2004)。然而,没有系统的关于政治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 我国的隐喻研究开始的比较晚,1992年才由摘译Lakoff & 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起步,但是都只是停留在相近的辞格对比,或者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林书武,1994,1995,1997;石毓智,1995;赵艳芳,1995;束定芳,1997;丁建民,2001),却少有系统的深入的讨论。根据笔者统计,从1994年到2005年9月,概念隐喻的文章一共有39篇,其中关于跨文化和英汉对比的有13篇,都只是关于某一个字或词的对比(如“愤怒”的概念隐喻——1998;“路径”——2004;“爱”——2004),或者从宏观上进行了一些对比,但没有关于政治隐喻的研究,也没有政治概念隐喻的研究,更没有关于政治中的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关于政治隐喻,缺乏基于语料的系统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概念隐喻的意识。 本文试图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于政治语言的研究,基于相关语料进行政治概念隐喻对比分析,尝试开辟该领域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的语料为1998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