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的主要自然灾害有旱灾、水灾、雹灾、霜雪灾害、生物灾害、地震灾害等等。从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来看,旱灾居于诸灾之首,顺治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644-1840）,197年间旱灾年份达163年,几乎称得上是年年有旱灾,且旱灾较其他灾害波及范围更广、影响也更大。水涝灾害及冰雹灾害发生年数分别为136年和135年,发生也较为频繁,但受灾区域多为局部地区,多数年份灾情较轻。其他灾害如霜雪灾、虫灾、疫灾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甘肃自然灾害呈现出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受灾范围广等特点。清朝时,甘肃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社会御灾能力较弱。频繁的自然灾害,对甘肃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刻影响,是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二是对当地人口的影响。农业生产方面,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对甘肃耕地的破坏及造成的农作物歉收。清代甘肃虽然辖区辽阔,但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却十分有限,加之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涝等灾害造成的水冲、沙压、水土流失等等,导致耕地大量减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清代甘肃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典型的个体小农经济。当地气候干燥寒冷,农业时令较晚,一年仅能一收。频发的各种灾害,经常造成当地农业减产甚至绝收。自然灾害对甘肃人口的影响也十分明显。首先,自然灾害造成了甘肃人口数量的减少。一方面,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使得当地粮食供应减少,粮价上涨,灾民无粮果腹,饥饿而亡。另一方面,地震、水涝等突发性自然灾害,也直接导致甘肃大量人口死亡。其次,各种自然灾害还常常导致甘肃人口空间上的流动。遇有灾年,无力维持生计的饥民,只能扶老携幼外出就食,沦为流民。为了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清政府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近乎规范化、程序化的救灾系统。救灾的第一步,就是及时、真实地获取灾情。顺治时期,清代的报灾制度就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包含了报灾时限及违限的处罚等内容。乾隆七年（1742）,清政府又对甘肃的报灾期限作了区分性的规定,允许其展限题报。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孕育期、潜伏期、爆发期等不同的阶段。清代的报灾制度实质上是在灾害的爆发期才进行奏报,显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并不能完全满足救灾的实际需要。至康熙中后期,随着奏折制度的创立,清代逐渐建立了降水、收成、粮价奏报制度。政府更加关注灾害爆发之前的种种迹象,使得灾情的获取更具时效性,以便政府可以及早筹划应对灾情。大约在乾隆初年,以上几种制度基本臻于成熟,清代灾情信息系统正式建立。通过构建这一灾情信息系统,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的控制。为了保证及时、真实地获取灾情,清政府一方面不断扩大奏折言事的官员范围,扩展了君主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在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吏的常规奏报之外,又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临时性奏报,二者并行不悖,互为参考核验。但这一系统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很多漏洞,执行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规范,所以有清一代各地匿灾、捏灾等案件仍不时出现。乾隆年间,甚至还出现了甘肃大小官员持续多年集体捏灾冒赈的贪腐大案,这表明清代的灾情信息系统本身仍有缺陷和不足。灾情应对方面,清政府在继承前代各项荒政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救灾实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国古代的荒政制度。甘肃地处西北边陲,地瘠民贫,民间御灾能力较差,遇有灾害,很大程度上需要完全依靠政府的救济,才能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运行。清初持续多年的平准战争中,甘肃承担了大量的军需供应、挽运,加重了甘肃地方的负担。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甘肃的灾后救济政策都十分宽松,缓征、蠲免、赈济、借贷,安抚流民等各项救灾措施,往往不拘定例,破格救济,可以称得上是不遗余力。但不能忽视的是,赈灾过程中官员贪渎等各种弊病,往往使得赈济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