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中关于男性形象的书写是连接苏童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通过对男性形象进行关照,向人性本元和生命个体进行回归。苏童小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学不断进行挑战与颠覆。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并非是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基准,而是以大量的意象群和以恶写恶的叙述风格共同建构。小说以男性形象为内部时间流导向,叙述形式以传统白描手法彰显男性的某些特指。苏童笔下的男性形象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对女性进行围观,并思考人性本能与生命个体的生存价值与境遇。苏童以看似荒诞的绝对真实表现人性之恶,将男性形象作为承载人性意义的符码,以阴暗、冰冷的叙述语调刻画人性的异化和崩塌。苏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一直被刻意“边缘化”,在文本叙述中以大量篇幅刻画女性之间的生存状态,但在关注女权觉醒的同时,无法忽略男权政治实则为社会的主导者,女性的顺从、觉醒与反抗都是在男权政治的羽翼下盘旋。梳理苏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将其在不同人生过程的生存状态为切入点,以男性形象类型的普遍性和特异性着手,归纳每一类型的叙述语调。通过对角隅中的男性形象和男性视阈下的困境与纠葛,研究男性视阈下对男性形象观照的叙事成就与艺术局限。苏童小说并非对某一具体男性形象详尽雕琢,而是将一个群体的某些特征杂糅成为一个象征符号,相比于小说中人物发展的关系,更关注人物在关系中的状态。苏童小说中对于人性和生存价值的关注与思考,是以“先锋”姿态挑战中国传统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对“人”的纵深探究与观照以及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苏童在小说中摒弃了历史和时间的线性逻辑,以“反逻辑”的逆向思维方式将故事建构在时间之外,探究人性的永恒性和传承性。小说中关于生命个体生存价值的思考也是对故乡的“寻根”之旅,“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是其凭借记忆追溯并还原故乡的真实图景,以客观冷静的立场叙述人性之恶,让生命在无限坠落中展现人性本能。苏童对语言的自觉与敏感是不拘格套的,语言的陌生化与疏离性在意象的运用上,具体表现为词汇的重组和隐喻。苏童在小说中将词汇的重组主要是将具有对立性的反饰性词语,名词、动词与形容词之间的非常规匹配进行重组,通过大量地通感、夸张和指代等修辞手法造就叙述语言的陌生化；小说的叙述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语言的重组与运用以及意象群的大量应用。苏童以先锋意识标签介入文本,遮蔽了其关于人性与生命个体生存价值思考的深层含义,过分注重形式和叙事风格使其在创作中后期日渐疲乏,忽略了文学关乎生活的真实性及存在价值。小说中对于人性的阐述过于主观,缺乏理论深度和多样性。小说中男性形象单纯作为苏童对自我经验的提炼,剔除小说中关于人性之“性”的刻意扭曲与异化,苏童对现实的回避以及缺乏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在小说深度的挖掘上仍需探索。苏童小说疏远了历史与现实,但是并未掌握现实的时代特征,而是沉迷在对“苏童式”标签与自我经验中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