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了解企业职员工作倦怠状况。(2)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企业职员工作倦怠的差异,了解企业职员工作倦怠的人群分布特征,发现重点干预人群。(3)用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评价方法对企业职员健康状况进行评价,了解企业职员的健康状况,并与美国居民生命质量常模和四川省城市居民生命质量常模进行比较。(4)采用典型相关和层次多元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工作倦怠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了解工作倦怠对企业职员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1)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南省三个国有企业的全部1 894名职员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经济收入情况,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和SF-36健康量表(The MedicalOutcome Study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2)用MBI-GS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评价企业职员工作倦怠状况,并分析其人群分布特征。翻译英文版MBI-GS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进行小范围试测,用修订后的中文版问卷进行调查。采用z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分析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称、家庭人均月收入、工种等个体特征企业职员在MBI-GS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各维度得分的差别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3)用SF-36健康量表评价企业职员的健康状况。在SF-36健康量表的各维度中,如果某维度半数及以下条目缺失,则用未缺失条目的平均分代替缺失条目分,否则该维度分数值为缺失。采用效应量和z检验,比较企业职员生命质量调查结果与美国居民生命质量常模和四川省城市居民生命质量常模结果。(4)采用典型相关和层次多元回归等统计学方法对工作倦怠和生命质量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企业职员的工作倦怠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称、家庭人均月收入及所从事的工种有关。除一般健康状况外,企业职员生命质量其他七个维度、两个综合测量得分与美国居民生命质量常模的七个维度、两个综合测量得分差异效应量均小于0.5;企业职员的一般健康状况得分低于美国居民生命质量常模结果(P＜0.01)。除躯体疼痛和一般健康状况外,企业职员生命质量其他六个维度得分与四川省城市居民生命质量常模得分差异效应量均小于0.5;男性企业职员及16～39岁女性企业职员的躯体疼痛得分低于四川省城市居民生命质量常模结果(P＜0.01)。倦怠水平越高,生命质量八个维度及两个综合测量得分越低。情绪耗竭与心理内容综合测量呈负相关。生理内容综合测量的预测变量为年龄、工种为一线技术人员、情绪耗竭和专业低效能感,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119,-0.093,-0.274和-0.062(P＜0.01)。年龄、工种为一线技术人员、情绪耗竭和专业低效能感均为生理内容综合测量的反向预测变量。心理内容综合测量的预测变量有情绪耗竭、消极怠慢和专业低效能感,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525,-0.106和-0.178(P＜0.01),且均为反向预测变量。对两个综合测量预测能力最强的变量均为情绪耗竭。结论年龄和工种是工作倦怠的重要影响变量。年轻职员和一线技术人员是工作倦怠的易感人群。企业职员生命质量调查结果与美国居民生命质量常模及四川省城市居民生命质量常模均较为一致,但企业职员对自身健康状况评价较美国居民低,且企业职员在生理上受疼痛影响强于一般人群。工作倦怠对企业职员健康影响较大,是企业职员生命质量的重要危险因素,尤其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大。企业应采取完善各种娱乐设施、广泛开展心理咨询、构建高效组织结构等措旌,及时消除工作倦怠对企业职员健康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