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地方视角考察清末浙江省处州府的会党——双龙会,试图阐述会党组织与地域人群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会党形成与活动的机制。在会党史研究领域,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会党起源于社会下层游民群体的地方性互助,这种观点虽然对会党的基本性质做出了准确的描述,但未能具体解释地域社会内的政治网络和生计模式对会党组织的影响,也没有关注到地域人群加入会党的利益诉求和深层动机。对此,本文取地域社会视角,对处州双龙会进行个案考察。论文首先依据清末革命党人著述、丽水地区各市县文史资料以及方志、碑刻、唱本、族谱等地方性史料重建清末瓯江流域上游地区松阳县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生态,进而重述双龙会的故事,认为会党是根植于地方土壤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演化深刻地影响着会党形成与活动的历史过程。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催生了船户、山民及槽工等不同类别的地域人群,这些群体长期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有着保护或获取更多生存资源的需求。双龙会的产生是会党领袖不断调动社会组织和地方团体的结果,当地的习武群体、士绅家族、宗教集会以及行业机构组成了会党形成的凭依,瓯江船户进一步推动了会党在浙西南地区广泛传播。双龙会成立之初虽然高举“仇洋”旗帜,然考察其光绪三十年（1904）介入的一起闹教事件,可发现当地士绅的授意与官员的庇护真正促成了会党的反洋教活动,而绅官与教会的矛盾则起源于地方山林产业的经济困境。双龙会后期将“仇洋”的口号更改为“反清”,这一转变一方面与革命党人的联络有关,同时也是会党内知识分子为获取政治机遇而主动推进的结果。会党与浙西南地区纸槽工人的联合使叛乱最终得以实施。对处州双龙会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会党形成与活动的机制。作为一种地方性社会组织,会党与其所处的地域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组建者能否有效地进入社区并与当地人群形成互动,从而为会党提供组织实体及合法性。清末会党参与各项政治事件的动机非常复杂,其成员往往为了实现具体的利益诉求而亲近政治话语,期间基层政治网络也会对会党的政治活动造成影响。地域生计模式的内在缺陷会导致区域性的经济问题,有关行业人群通常为了克服相应的生存困境加入会党,而后者则需要借助地方人际网络实施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