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是我国特有的国家治理手段,天然具有人治的属性。在如今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的中国,信访制度逐步体现出与法治不相适应的情况,出现了很多非正常上访事件。非正常上访行为人没有真实信访事实或者合法合理信访理由,不按法定程序,不在法定地点,或不以法定方式向国家机关提出诉求。它破坏信访法制,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损害其他公民的法定权利,且近年来愈演愈烈,使用刑事手段打击非正常上访势在必行。信访人员大多因为自身权利被侵害而向国家机关寻求帮助,他们在国家机关面前属于弱势群体。国家在适用刑法时应当保持理性,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唯一标准,严格区分相关罪名构成要件差异,不枉不纵,罚当其罪。江西姜某甲因为上访要求解决节育后遗症治疗费用及儿子工作问题上访被判寻衅滋事罪,新疆李某刚因要求人民法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上访被判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河北陈某艳因要求解决职称评定、奖金发放等问题上访一审被判敲诈勒索罪,后来重审改判无罪。这些都是以索要财产性利益为目的的上访行为,具有共同特点,但是司法机关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识上不尽一致,体现出不同司法工作员对待索财性上访行为的不同态度。非正常上访有时被认定为敲诈勒索,国家机关是强权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工作机制,与自然人有区别,不能成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索财型信访是向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索要财产性利益,容易触犯寻衅滋事罪。在认定强拿硬要情节严重时,应当根据多种因素综合判断,做到既依法治访,又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