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流行性还是典范性的标准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在中西文化日益交融的趋势下,金庸的武侠译介理应受到重视。武侠小说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是以娱乐性、消遣性为主的通俗小说,要想让金庸的武侠作品走出国门,就必须处理好文化性和可读性两者的辩证关系。在归化异化和目的论理论的指导下,本文系统地研究了金庸的三部武侠英译本,在文化译介上,三名中外译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武侠小说的文化性。归化和异化的使用并非取决于译者的国籍,而是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的接受能力;在处理可读性上,三名译者采取了编译结合、章节重组、以图表代注等策略以达到吸引西方读者的目的。总体而主,闵福德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较好地保留了《鹿鼎记》的文化性和可读性,晏格文归化为主的策略大大突出了《书剑恩仇录》的可读性和故事性,莫慧娴的增译非但没有突出《雪山飞狐》的异质特征还影响了其可读性。武侠小说走出国门需要中英译者共同努力,在策略上仍需以归化为主并借助广播媒体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