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以清初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从学派的主要成员个例入手做重点分析,纵横交错地关照清初这个特殊时代下浙东学人对于文学的见解。首先研究的是浙东学派领袖与导师黄宗羲。黄宗羲的文学思想遍布在他与弟子友人的书信、各类序跋、文集之中,虽无专著但博大精深。文道观反映了黄宗羲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文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史哲的区别、有属于文学自身的独特之处,对于“道”与“文”的关系涉及到内容与形式的辨析;黄宗羲对于文学的一大贡献便是扩展与发展了“性情”说。“性情”论是黄宗羲文论的核心,他对于文学认识的中心论点便是发于性情;对于“情景”关系与两者的发生机制,则通过与王夫之的比较来见出各自特点。梨洲作为浙东学派的旗帜,引导了整个学派的学术风格与方向:对于现实的批判使学派极具战斗性;对唐宋诗发表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对当时文坛的流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有品藻而无折衷”的批评方法。黄宗羲的文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在当时的文坛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对浙东学派的主要成员——甬上弟子的文学思想进行研究。黄宗羲讲学于甬上证人书院,浙东学派的主力成员均受到过黄宗羲的点拨。李杲堂与梨洲亦师亦友,为文提倡复兴古文,性情讲究和平温厚,特别强调气节;郑梁则是浙东学派里文论思想较有特色的一位,作为黄宗羲的弟子,他深受老师性情论的影响,并以性情之别为理论武器来反对拟古之文,而“诗言志”则是郑氏文论的核心与特色,“观文知其人”的创作主体论与“情各可言”的女子作文观,都显现出郑梁独特的文学视角与进步的文学观念;裘琏则更侧重文以载道,回归传统诗教,重视德行强调人品,有一定程度的重史轻文;而万斯同以史学家的身份谈论文学,表现出的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学功用观,在文道观上同样存在着重文轻史的倾向。清初浙东学派在黄宗羲的带领下,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贡献了他们的力量。特别是在文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上,结合明末清初的特殊环境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浙东学派务实的文学观面向现实,以“性情”为文论核心,以“致用”为学术宗旨,具有刚正的民族气节,给后世留下了可贵的文论思想与研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