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罢刑名,举贤良”的官僚选拔制度不仅为儒生提供了实现人生政治理想抱负的机遇,也为国家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奠定了人才与文化的根基,大量的儒生群体通过“读书仕进”的道路进入官僚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经历深刻影响着自身的文学创作,“精思著文”也成为他们表现自己个人才能和政治理想的主要方式,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人文关怀精神和自觉的创造意识,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调。本文即是截取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的时间段,对儒生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的相关文献、史料的进行梳理、考辨与分析,探究武帝时期儒生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章主要考察汉武帝时期儒生从事的政治活动。武帝时期,儒生董仲舒提出“新儒学”理论,被武帝所采纳,儒学的“独尊”政治地位使儒生开拓了读书仕进的道路,他们以著述书籍、为官执政、建言献策、为帝王师和广授弟子等多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并在参政的过程中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第二章主要探讨武帝时期儒生的政治活动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首先,儒生政治活动影响其文学创作的主题,其作品中都表现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还出现以“士不遇”为题的赋作。其次,儒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文体方面较前代作品有所不同,汉大赋的创作达到高峰,政论文带有政教色彩,统治者扩大乐府机构。最后,武帝时期的文学观念也发生变化,创作文章以大为美,注重文辞,引经据典。第三章主要探讨武帝时期儒生的文学创作对当时政治格局的影响。儒生以文依附武帝,大批儒生成为官吏,填补了政治空白,他们还积极地创作文学作品干预政治活动,一方面进行政治教化、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劝谏君主过失。在干预政治的同时,政治活动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统治者将文学作为人才选拔的标准,并逐渐改变了对文学的态度,开始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