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易学视野下的经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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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是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同时代的知名学者。其思想的核心是一种匡世济民的经世之学,这一经世之学是基于易学大视野而提出的。本文试图立足于易学专门之学的独特视野,全面、详尽地阐述李觏的经世之学。本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引言。这一部分首先对李觏思想的研究概况进行检讨,进而阐述对李觏易学视野下经世之学进行研究的原因及意义,然后论述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学界对李觏的气本原说、礼论、功利思想、实学思想领域作出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贵的研究成果。但是,学界对李觏思想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学界对李觏易学思想、尤其是象数易学思想的研究还有欠缺。学界尚没有人将李觏的经世之学和背后支撑其经世之学的易学大视野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界对李觏思想研究的深入。本文的研究途径与方法有:第一,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来阐发李觏易学视野下的经世之学。第二,基于易学专门之学的独特品格,自觉运用象数、义理有机结合的方法解读李觏的思想。第三,在和其他学者思想有所比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展现李觏学术的独特之处。第四,深入开掘被学界所忽略的李觏诗歌辞赋中的思想,以更好地把握李觏易学视野下的经世之学。第五,以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视角、从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出发,进一步深层审视李觏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第一章,时代背景和生平著述。这一章阐明了李觏所生活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叙述了李觏的生平和著述。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局面,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但是,赵宋王朝仍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土地兼并和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致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边陲少数民族的侵扰也严重威胁着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接续了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宣扬道统,反对骈文,攘斥佛老。在易学领域,一方面,图书之学大昌,成为象数易学中的一支显学;另一方面,受王弼治《易》路数的影响,学者更加注重对易理的阐述与发挥。正是在上述历史文化语境下,李觏展开了其心路历程,并以其高度时代意识之自觉,发愤著述,孜孜探求经世济民之道。第二章,易学象数学的重建。这一章论述了李觏对易学的象数之学所作出的富有成效的重建。李觏思想的核心是一种匡世济民的经世之学,这一经世之学是基于易学大视野而提出的。易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即其象数学说。李觏重建易学的象数之学,从而为其经世之学奠定了深厚的象数学根基。他在重建易学象数学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易学创作的根源处出发重构图书之学。依李觏之见,伏羲透过仰观俯察,近取远取,退出了河图、洛书,并据之创作八卦,从而开启了易学的源头。首先,他明确肯定了作为图书之学言说之本的河图、洛书存在的真实性,认为此二图在伏羲之时已经存在。进而,他又指出伏羲之所以能画出八卦,有三要素不可或缺:河图八方之位,洛书五行之象,宇宙万物之情状。最后,他对象形关系和大化流行的总体宇宙图景作出了不同于刘牧的思考。其二,基于特定文化价值理念凸显爻位说。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之后,爻位的重要意义开始凸显出来。李觏基于易的爻位内涵,一方面继承了王弼的卦主说;另一方而又对刘牧的《三才图》提出批评。其三,在王弼超越繁琐象数易学之后重新推重卦气说。在李觏看来,伏羲资河图、洛书而作八卦。从此开始,易学确立起了卦气说的内涵,这一内涵在后世的易学接续创作重建者文王、周公、孔子等人那里保留了下来。他运用了六十四卦卦气说和八卦卦气说的相关理论,专门批驳了刘牧的“坎生复卦,离生姤卦”说,并对前贤尚未达成共识的“七日来复”提出了全新见解。其四,对象、数、理、占四要素中的易数作出全新思考。在批评刘牧相关识见的基础上,李觏对“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和“其用四十有九”之由来作出全新的诠释。透过以上努力,李觏重建起易学象数之学,为他对易学义理内涵的解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第三章,发乎象数而归乎义理的易学学术品格的新正定。这一章首先阐发了《易传》确立的象数、义理合一理路及李觏对它的重新正定。自《易传》从象数、义理合一的基本理路对《周易》古经展开解读与诠释之后,象数和义理成为易学独特框架的一体两而,发乎象数而归乎义理成为易学的鲜明学术品格。依李觏之见,河图、洛书和起源于河图、洛书的八卦皆出自伏羲之手。伏羲作《易》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万民各正其位,各得其宜。因此,他认为易学自伏羲时代起即确立了象数、义理合一之路数,这一理路被后世的文王、周公、孔子和王弼等人所继承。但是,汉代的治《易》者以及与李觏同时代的刘牧泥于象数,偏离了这一伏羲所确立的易学基本精神。在王弼易学的基础之上,李觏完成了对象数、义理一体两面不同角色的新正定。易学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之中,渐次与五行学说合而为一。世人亦多结合《周易》和五行来言说人事的吉凶。有鉴于此,基于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学术品格,李觏进一步提出了其“吉凶由人”的吉凶观。他先指出五行“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继而又论证了“吉凶由人,乃《易》之教”的观点。第四章,易学视野下经世济民的政道与治道。这一章通过政治哲学中的政道和治道这两个核心范畴对李觏易学视野下的经世济民思想展开论述。李觏认为,从伏羲则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始,经世济民就是易学的核心精神,这一精神被后世的文王、周公、孔子等易学接续创作重建者所继承,成为易学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下,李觏亦自觉地继承并发扬了易学的经世济民精神。他先论述了整体天下意识下的政道思想。在这一政道思想中,他对君臣两种关乎政道的核心角色作了通盘思考,推出了其易学视野下的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并基于此而对如何去除君臣之蔽进行了反思。他还以一种以天下为一身的新视野来重新审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夏腹心、夷狄手足的全新夷夏观。基于广大悉备、无所不包的易学视野,李觏从国用、教道、刑禁、官人、军卫几个方面对治道进行了反思与重塑。论文的余论部分,总结了李觏易学视野下经世之学的地位、作用及其现代价值。李觏易学视野下的经世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我们应当以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视角、从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出发,对李觏的学术资源进行融旧铸新,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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