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处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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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处理,自90年代初已经显露,并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越来越多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处理被公开,导致舆论哗然。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便于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社会,对于违法行为的惩戒作用更为突出,但对于公民权利的侵犯也是不能忽视的,为控制行政行为犯罪化处理,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研究这一问题。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行政违法犯罪化的背景,从社会背景分析角度因社会变更发展导致现有的法律无法规制新型的违法行为;以及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刑法修正案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增多给行政违法犯罪化处理提供了法律前提。第二部分则是介绍行政违法犯罪化处理的表现,一方面是在审判过程中对于法律条文、法律事实的过度解释,而另一方面则是不考虑定罪依据的制定背景及目的,机械的套用法律,从而使已经本已经不具备值得定罪处罚的行为被犯罪化处理。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前述表现分析其成因,首先归纳出空白罪状的抽象与高度概括的特点,导致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进行补正。但司法解释本身也是需要解释适用,且解释的方法又并非只有限缩解释。因此,大量入罪的司法解释的出现和适用就不难理解了。另一个大的层面是在定罪证据的取证与采纳的问题,也即行政手段搜取的证据一般不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对于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定罪证据更易取得。即使上述问题都可以避免,司法机关本身的职能属于审判工作,对于其他具体领域的问题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在案件审理中更容易产生一定的倾向性。第四部分则是从行刑衔接程序开始限制对于收集采纳定罪证据这一角度提出建议;以及在行政执法、刑事侦查或是司法审判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不能停留于字面之上,不仅要结合案件事实,更要分析相关法律是否因时代的变迁需要作出不同的解释;而在审判过程中更要从独立认定犯罪的构成要素开始,独立的认定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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