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对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成都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在2020年达到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7个百分点,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合格线,这就进一步对新时代成都的农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城镇人口结构的改变加剧了农村劳动人口断代的风险,如果放任其发生可能导致农村土地撂荒等问题,从而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耕地流转对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本文结合产权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土地区位理论对大邑县耕地流转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大邑县耕地流转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等模式进行了阐述,对相关的流转主体包括政府、转出农户、转入主体、村委会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梳理,针对大邑县耕地流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括,包括管理体系不健全,流转纠纷时有发生;流转模式单一,出租模式形成“垄断”;山区流转率低,流转地域分布不均;缺乏流转信息,未发挥交易平台作用;农业产值增速慢,流转意愿不强烈等。分析其原因包括缺乏法律知识且维权途径少;相关流转主体的观念落后;资源挖掘不充分设施配套不平衡;流转交易平台宣传不到位;种养内容单一,规模化水平低等。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推动新时代三农工作,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应充分认识到耕地流转在拉动区域性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当中的积极作用,利用学习法律知识,规范流转行为;学习先进模式,先行开展试点;加大基础建设,拓展流转渠道;加强合作对接,拓宽平台业务;孵化本土企业,提升品牌价值等途径来进一步促进耕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