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归》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小说家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它不仅在日本被公认是其近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畅销书，而且流传到近代的中韩两国之后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因此《不如归》在东亚文学史上是一部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但是对于《不如归》这样一部在近代东亚三国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品，中日韩三国学界目前从比较文学角度对它的研究，几乎只从中日或者韩日两国的角度进行，而从东亚的整体视角对不如归的研究非常少。本论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的整体视角出发，以译介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对《不如归》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研究，对中韩两国接受《不如归》作平行比较，并思考《不如归》在近代东亚三国能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原因。　　 《不如归》最初是1898年至1899年在日本《国民新闻》上连载，后来1900年由民有社出单行本发行，被公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畅销书。《不如归》在日本那个时代影响极大，几乎无人不阅、无人不谈。这部作品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浪子和武男二人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作品的内涵很丰富，可以称为战争小说，又可称为家庭小说或爱情小说，是一部集团叙事和个人叙事相互冲突同时又有机融合的作品。　　 《不如归》是1908年传播到中国的，当时由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及其助手魏易在参照《不如归》的日文原版和英文版的基础上将其译成了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不如归》传播到韩国，是在1912年，当年出现了三种翻译、翻案版本，即赵重桓翻译的《不如归》8月份由警醒社出版，鲜于日翻案的《杜鹃声》上下册在2月和9月份由普及书院出版，金祜镇翻案的《榴花雨》10月份由东洋书院出版。　　 近代中韩两国对《不如归》的接受，在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在接受的动机上，中国是主动、自愿的，而韩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接受的;这主要是由于两国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韩国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带着浓厚的政治目的在《不如归》传播到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接受的方式上，中国侧重采用翻译，而韩国侧重采用翻案;这首先是两国不同的文学传统造成的，中国文学史上虽也有“翻案”现象，却没有形成“翻案”的文学传统，而在韩国文学当中“翻案”历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另外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因素，韩国将原著中的人物、地点、背景置换为韩国式的，便于使刚沦为殖民地的韩国的民众从心理上迅速接受原著中的政治性内容。在接受的内容上，中国侧重其“集团叙事”，而韩国则弱化“集团叙事”，强化“个人叙事”;这是因为中国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败国，格外关注《不如归》这部与甲午战争关联甚大的作品，而刚成为殖民地的韩国的作家们在引进这部作品时，不愿过多涉及其敏感的集团叙事，只能把重点放到其个人的叙事上，增强故事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在接受的阶层上，中国多是有知识的中上层阶层，而韩国是全社会阶层都接触《不如归》;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韩两国对原著“雅俗折衷”的文体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中国采用了“雅”的文言文，而韩国采用了“俗”的口语体;二是韩国在引入《不如归》时是和戏剧改编相结合的，而中国在引入《不如归》时则完全没有考虑到戏剧改编的需要，这些都造成两国对《不如归》接受的受众范围的不同。　　 《不如归》流传到中韩两国后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如归》被列为明清之际至新中国成立三百余年间“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不如归》传入韩国后成为与《无情》、《长恨梦》齐名的韩国1910年代三大畅销作品之一。《不如归》对清末民初的中国、1910年代的韩国“家庭小说”这一类型的作品群的盛行影响很大，对中韩两国近代戏剧的发展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不如归》在近代东亚三国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如归》中涉及到的家族伦理问题，是有着相通的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三国社会共同关心的主题;《不如归》的时代性很强，构成其叙事背景的甲午中日战争是涉及近代中日韩三方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使三国的读者对《不如归》有共同的关注点;《不如归》有着特别强烈、突出的情节剧特点，这也是能打动三国读者的原因;《不如归》的内容比较切合中韩两国的文学传统，如《不如归》与中国经典作品《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结构非常相似，《不如归》对有着“恨”的文学传统的韩国读者来说也很容易产生感情共鸣;《不如归》在中国是由林纾翻译的，它在中国引起如此关注，与林纾的个人的名气和影响力不无关系;甲午战争的失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甚大，因此对《不如归》这样一部“夹续甲午战事甚祥”的作品自然关注度很高;而《不如归》在韩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与来自日方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