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是晚明东林学派重要创建者。他生活在激烈动荡变化、危机深重、“天崩地陷”的晚明时期。在当时学术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已发展到极至，两大学说的内在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程朱理学已陈腐僵化，逐渐失去笼络和控制思想界的力量。王学末流，将王学禅化，致使谈空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晚明严重的空虚学风。高攀龙等东林学者希望通过折衷朱子学和阳明学，重建儒家道德精神，挽救道德，拯救人心，从而挽救社会。 高攀龙通过“心与理为一”来会通朱王，因为理是朱子学的最高范畴，心是阳明学的最高范畴。他主张万物一体，性无内外，理无内外，性即理，理即性。万物皆备于我，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理即心。他还对王阳明批判朱熹析心与理为二作出积极辩护。在心与理的关系上，高攀龙摇摆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 高攀龙既赞同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又认同王阳明的“致良知”观点。他主张格物以修身为本，格物穷理所以致其良知，使所穷之理、所致之知，都体贴到身心上来。他在格物致知理论中集朱王之长去朱王之短，从而既克服了王学“蹈虚”之弊，又避免了朱学的“支离”之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攀龙的“格物致知皆所以致其良知”的思想还有一个以“格物穷理”为本质工夫或以“致良知”为本质工夫的问题。如果仅从“格物致知皆所以致其良知”这句话而言，高攀龙倾向于以致良知为本质工夫，从而使他的格物致知论确实“深有助乎阳明‘致良知’说”。 高攀龙重振儒学性善论的传统，并赋予天道的形上根源。他认为善即性，性即原来本色，人性本无一物，中庸是人之性。主张变化气质、反观内省等方法复其性。他还从立教上批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在性善论上，高攀龙超出了朱子学的性善论。 高攀龙在自身修持和参悟的基础上提出了悟修说。修即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是为自身而设，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从自身而推，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是修。悟是物格知至，悟是穷理至乎其极的豁然贯通。他主张悟修并重，竭力矫正王学末流重悟轻修的流弊，并通过悟修并重来融合朱子学与阳明学。 高攀龙在充分吸取周敦颐、杨时、朱熹等人的思想，提出自己的主静说，主张学必以静为本。他认为，存心必由静坐而入，穷理必由读书而入，把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作为实践的方法和教人的方法。他推崇杨时的“龟山指诀”，把“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作为静中见性之法。在主静说上，高攀龙从朱熹回到“龟山指诀”。 高攀龙谨守洛闽之教，指出儒家与释老的根本区别在于释老无“理”和释老不能“经世”，极力批判阳明后学的三教合一。批判三教合一是他维护程朱之学的自然反应，对维护现成的世道世教，稳定当时的道德人心起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对学术上各种学说本着开放的态度相互沟通相互吸收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高攀龙哲学既不是新朱子学也不是阳明后学，他仅仅通过折衷朱子学和阳明学来重建儒家道德精神，高攀龙的哲学就是高攀龙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