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各式各样的抗议运动在西欧和北美此起彼伏,战后女性主义也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性别”概念已经臻于完善,很快这一概念进入了语言与文学领域。人们注意到语言不仅是沟通交流的工具,还是操纵控制对象的有效手段。“父权制语言”---主要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创造和使用的语言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女性主义学者们开始思考以下问题并寻求答案:女性如何使用语言?她们的使用和男性有何不同?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如何分别通过语言形成?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写作及翻译领域引起了女性主义革命。女性主义者批判既有的父权制语言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对之进行改变。女性主义作者和译者力图通过为女人创造新语言和新的文学样式来反映女性的生存现实,达到“为女人说话”的目的。拥有“女性意识”的译者必然会关注这样的写作实践,找到对应的翻译方式来解决翻译此类作品的困难,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女性主义翻译”。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和自身特点。本文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有关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由国内学者在八十年代译介引入中国,本文列出作为个案探讨的朱虹即是译介理论和进行翻译实践的代表人物。其次,随着九五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多的理论译作和翻译作品出现了,标志着女性主义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的第二个个案杨靖及其译作《钟形罩》即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本文共分五章,采用描述、对比和例证的方法讨论和分析了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中国女性主义译者及其翻译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国内译者深受女性主义理论的鼓舞和启发,但她们不是激进派,翻译作品往往较为含蓄和保守。也因其不够激进,较少出现国外女性主义翻译的弊端,因而较少受到关注和批评,始终处于边缘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