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家物语》作为日本中世军记物语的扛鼎之作,诞生于中日文化交流频繁,贸易往来繁多的十三世纪,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大量引用了中国史书典籍和诗句典故。研究《平家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吸纳消化现象,理清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变异关系,对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态势和文学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平家物语》的“咸阳宫”一节全文引用了中国的燕丹故事,可谓极具代表性,笔者拟从“咸阳宫”着手,深入挖掘中日燕丹故事中情节和素材的流变所表现出的主题差异,从而从一个侧面窥视中日文学的影响传承关系。　　 由于燕丹故事,即荆轲刺秦王的典故随着中国史书的传入,在日本也流传广泛,因此早在《平家物语》诞生之前,日本就已经有文献记载了这则故事,而日本版本的燕丹故事也同时影响了后世《平家物语》对燕丹故事的认知。笔者在第一章,详细介绍了燕丹故事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在散文中,史书《日本书纪》和《藤氏家传》中所记载的乙巳之变在文本上与《史记·刺客列传》上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却也发生了诸如“色变振恐”等新的变异；而《今昔物语集》和《将门记》中,则将“乌头马角”的传说进行提取,演变为一则孝行故事。韵文中,<怀风藻》中所收录的释道融《无题》诗所用“壮士去兮不复还”一句虽然取自荆轲易水送别诗,却表达了其一心佛道的笃定,与原诗立意截然不同；《和汉朗咏集》里则有多诗吟诵燕丹故事,对《平家物语》影响深远。可见,《平家物语》“咸阳宫”一节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古籍中燕丹故事的记载密不可分,也和日本古籍中的燕丹故事息息相关。　　 第二章主要围绕中日燕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进行比较,主要集中在燕丹与秦王、燕丹与荆轲和荆轲与同伴三则关系的中日对比上。与中国燕丹故事不同,《平家物语》中燕丹是作为“朝敌”,即反叛者的形象来塑造的,因而他刺秦完全是为了泄私恨,而不是出于国家战略形势的考虑；荆轲也不是中国历史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而是一个普通的杀手,和燕丹也只是纯粹的君臣关系,和他的同伴也没有了惺惺相惜之情和易水送别的悲壮。这些差异,都是《平家物语》出于主题上的考虑,即从各个侧面烘托燕丹“朝敌”的反面形象,来预示源赖朝的失败。　　 在第三章,笔者比较了中日燕丹故事中情节发展上的变异。《平家物语》各个版本中对燕丹回国一事同时参照了《史记》和《燕丹子》外,还多了“龟背渡江”的典故,这一典故的来源众多,笔者倾向于其是援引了《日本(重)异记》中乌龟报恩的情节。此外,与中国燕丹故事中仅有的“白虹贯日”的征兆不同,《平家物语》各个版本中关于征兆的记载丰富,有管弦占卜、五行分析,甚至还有从秦燕的方位来判断吉凶。这样的变异原因尚不明确,需要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刺秦过程中,变异主要体现在咸阳富的描述和后妃鼓琴上。而变异原因主要是传承过程中的谬误以及服务主题而进行的改造。　　 综上《平家物语》的燕丹故事并不仅仅受到了中国燕丹故事的影响,也间接受到了日本本土记载的汉籍故事的间接影响。研究其影响与变异的过程和规律,对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汉文学之间交流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