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机构投资者在西方发达国家崛起,“股东积极主义”开始逐步在西方学术界盛行。机构投资者在西方国家作出的骄人成绩引来我国学者的好奇与学习。随之不久,在“创造性培育发展机构投资者”口号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开始在我国发芽成长,并且随着政策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变好,慢慢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骨干力量。而随着机构规模和质量的提升,投资理念也“升级换代”,从过去消极主义思想转变为通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改变公司绩效结果,谋取长期利益的积极主义思想。近些年,机构投资者确实对我国公司的发展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学者们的答案是不能确定的。由此我们就会对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用和提升公司绩效的能力产生质疑。而大部分文献对于机构持股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更多地是从因果关系的驱动角度入手,进一步挖掘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影响路径的不是很多。而对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是极其需要机构投资者帮助的。因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民营上市公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如此重要的他们却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阻碍其健康发展。如若借助机构的力量,也许能让民营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得以改善。那么,机构投资者真的能影响公司绩效?他们之间的传送纽带是代理成本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2013-2016年数据作为观测样本,基于股东积极主义、委托代理和成本收益等理论,并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压力抵抗型和压力敏感型,研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两类代理成本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这种积极作用关键是来自于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2)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3)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和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与第一类代理成本(管理层代理成本)均负相关、与第二类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相关性不显著。(4)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都能通过两类代理成本来影响企业绩效。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为机构投资者更好的发展,为提高企业绩效发挥更多的作用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文的研究局限和展望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