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是东方智慧的代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道德经》已经成为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辛红娟,2008)。西方国家将译介的《道德经》用于指导社会生活,在哲学、文学、科学、政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德经》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多倾向于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文化传播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的翻译现象的重新定位,意味着语言背后的文化、社会、政治、译者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也纳入了翻译研究范围。框架语义视角正是顺应这样要求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框架理论在翻译研究方面体现出较好的理论优势和应用潜力。此前框架理论应用研究更多集中于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研究,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英译的认知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认知操作研究尚不多见。由此,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理论基础,试图检验肖开容(2012)推出的“框架操作”的理论模型在《道德经》翻译中的应用的有效性;并对亚瑟·韦利、林语堂和辜正坤三个不同《道德经》翻译版本中的框架操作及翻译策略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框架操作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原因和影响。本论文旨在探索以下问题:(1)三位译者在翻译《道德经》这个富含文化启示的哲学作品时分别采用了哪些认知操作?(2)这些操作有何不同?其产生的可能原因是什么?(3)框架操作理论对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怎样的影响?论文采用定性分析法,尤其是文本分析,对三个译本进行个案分析和对比研究,也希望能够推断出该框架操作理论对翻译中国文化哲学文本是适用的。经过详细综合的分析研究之后,本文结论如下:(1)在翻译老子的《道德经》时,三位译者会视具体情况采用与之匹配的理想或非理想框架操作;在文化语境下,非理想框架操作多于理想框架操作。他们都能够将《道德经》的某些原文框架与译文框架直接对应,实现框架的语言转换;而且也通过进行框架成分的更换、增添、删减,框架层次的调整、框架移植完成非对应现象的语言转换,从而译出了更符合目标读者文化习惯的译文。(2)在翻译过程包含着译者的认知操作,而框架又是意义理解的背景参照。由于框架的文化差异,翻译语境以及译者根据翻译目的所确立的翻译视角和意图不同,使得三位译者对他们的翻译行为做出不同的选择,外化成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即通过寻求概念层次的认知操作,完成了语言转换。通过这些具体的框架操作差异分析,作者推断框架操作可以运用到富含中国文化底蕴的哲学文本《道德经》的翻译中;框架操作为《道德经》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最后提炼了框架操作下针对富含文化特性作品的翻译启示后,总结了自身的局限性,并针对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