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公法领域热议的难题。日本法学界首创行政诉讼之情况判决以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以减少社会矛盾、解决行政纠纷也是法学理论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对日本情况判决的理论接受度较高,于20世纪60、70年代引进和逐渐完善该制度。我国首次出现涉及情况判决相关规定是在199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58条。在当时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较多,第58条对于缓解公益和私益的冲突、尊重既成事实起到了重要意义。最终我国在2015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中对这一特别规定加以明确规定。本文针对2015年《行政诉讼法》中情况判决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而展开论述,最终提出了构建我国特色的情况判决,明确其司法命令的性质等完善措施。首先,本文从域外制度之情况判决的历史发展和演进来展开论述,包括介绍了起源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判决的立法背景,初步介绍了我国现行法律中情况判决的情况。其次,本文具体论述了我国情况判决的发展过程。第一部分,从我国尚无行政诉讼法的缺失阶段论述民事制度之相邻权的立法理念影响情况判决的出现。第二部分,阐述情况判决在1999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58条出现的萌芽阶段的立法背景和案例。第三部分论述2015年情况判决被正式列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一款第一项,是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之解决行政纠纷的立法目的的诠释。然后,本文阐述了我国情况判决制度供给之不足,其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我国情况判决适用范围较小。第二,关键概念在法条规定上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第三,补救措施欠缺可操作性。第四,个人利益未纳入法官裁量的范围。最后,笔者对情况判决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如构建中国特色的情况判决,确定情况判决的定义和司法命令的性质,以概括加例举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明确补救措施的范围、期限和法律后果等措施。在行政诉讼法的新增的立法目的之解决行政纠纷的指引下,情况判决的适用将会存在更为宽广的空间。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情况判决,既要发挥其司法能动性,又要对其适用设定一定的限制,以更好地解决行政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