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个身份充满神圣性,文学界曾一度传唱着对母亲的颂歌,很长一段时间内,母亲占据文学世界的神坛。然而,随着时代的浪潮汹涌而来,文学家开始挖掘母亲形象背后的阴暗面,“恶母”形象随之而来,其形象背后的历史性、社会性问题也被摆放在世人眼前,引发哲思。中国女作家张爱玲1944年发表的小说《金锁记》,细致刻画中国传统宗法家庭姜家的二少奶奶曹七巧孤绝凄厉的病态人格与悲剧人生。作家借助女性形象曹七巧毫不留情地打破传统宗法家庭的温情、亲情与恩义,同时以奇异、大胆的文学笔触深入探讨女性个体生命的内在意义与存在情趣。《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因无力抗争社会病态而积郁愤恨,因积郁愤恨无从化解而内心变态,因内心变态无处着落而迫害子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足的“恶母”。法国作家福楼拜1851年写就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以农家女艾玛的悲剧为中心。小说最令人震撼的是艾玛背叛丈夫、漠视女儿,对情人狂热、仁慈,而对家人尤其是幼女极其冷漠、心狠。最让人痛心的是小贝尔特的余生与结局:本该明亮的人生,却被自己的母亲走成死路。因此,艾玛不单是“蠢女”“欲妻”,更是地道的“恶母”,亲手制造了女儿孤苦无依的命运。这中间有阴暗社会的鄙陋、男权世界的不堪,但没有谁是生活在“真空”状态,没有谁能逃避责任;即使在罪恶昭彰的社会里,艾玛也不应逃避现实。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以及关于母亲形象、“恶母”形象的研究现状与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探究传统母亲与“恶母”书写中的形象特征,论述文学界从大写的母亲形象到“恶母“形象的书写流变,指出“恶母”形象的深刻内涵。第三部分比较分析曹七巧与艾玛作为“恶母”,在为人妻、人母方面的失衡表现与共通之处。第四部分从女性主义视域探析两位“恶母”被男权文化压迫进行扭曲性反击的处境,剖析她们成为“恶母”的根源与自己的责任。第五部分对全文概括总结。相差近百年的两部“恶母”小说,虽然文化情境有别、个体性格不同,但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女性主体的逃避责任、主动作恶当成社会罪恶的一部分,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反省人性缺陷与庸人之恶。女性解放之路漫漫无边,与其一味怨恨、委因于外,不如保持清醒、检讨自己、防范遗恶于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