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1873-1947）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近年来,随着文学理论多元化趋势的加强,凯瑟研究亦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其中,文化批评视角成为近十年来凯瑟研究的主流。凯瑟及其文学创作也因之被还原到她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于是,凯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便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无论凯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有多么密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凯瑟善于从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精华,进而开创自己的创作美学。纵观其创作生涯,凯瑟从未停止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实验。尽管她的每一部新作都以不同的历史语境为背景,但她却一直保持着对“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偏爱,尤其体现在“居住”、“烹饪”、“讲故事”等方面。本论文旨在探讨凯瑟日常生活美学在其主要作品中的具体再现。日常生活为研究凯瑟的创作美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因为这一研究不仅囊括凯瑟评论家们所关注的主要议题,而且有助于理解贯穿凯瑟整个创作生涯的创作主题和艺术追求。日常生活就像一面“棱镜”,透过它,读者可以蠡测凯瑟的创作美学观,即可审视她如何将自己的创作与地域文化,性别观念和现代意识联系在一起。要理解凯瑟的日常生活美学,凯瑟作为“世纪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型时期的作家身份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凯瑟与“世纪末”文学想象的互动是理解凯瑟日常生活美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然而,只是梳理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时代对其创作实践的影响还不足够。对凯瑟的日常生活美学要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必须找到有力的理论支撑。米歇尔·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中对“讲故事”艺术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论述,皮埃尔·梅约尔和吕斯·贾尔在《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中对于“居住实践”和“烹饪”的阐释都为本论文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凯瑟的六部小说均以她童年时代的家乡——内不拉斯加的红云镇为原型。居住区在其创作中反复凸显,生动地再现了某种日常生活,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借描绘家庭生活场景表现家中的权力分配;借居住区的地理布局来表现该居住区内不同阶级、族裔之间的相互关系;借“崖居人村”的遗迹追述已逝的印第安文明,旨在表达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所施的影响与教化。凯瑟对“烹饪”的关注蕴含了她的多个创作主旨。“烹饪”通常被看作女性的专有领域,常常被认为无足轻重。在凯瑟的一些作品中,“烹饪”被提升到艺术的高度。无名的家庭主妇也因此成为凯瑟眼中的“艺术家”。而在她的另一些作品,如《教授之屋》和《我们中的一个》中,凯瑟打破了对“烹饪”这一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传统“性别”认知,塑造了勇于摆脱家庭束缚的“新女性”和热衷家庭生活的“新男性”形象。凯瑟有关食物的很多描写都是跟过去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饮食与文化传统的渊源毋庸置疑。这就是为什么凯瑟笔下的人物,诸如《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伯登太太和雪默尔达太太都认为自己的烹饪方式最好。伯登太太不愿意接受雪默尔达太太的烹饪方式和食物,归根结底是因为她对雪所代表的移民文化不信任。凯瑟的创作深受“口头叙事”文学的影响,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她在小说创作中对“插曲式”故事的热衷。在《死亡来迎大主教》当中,“讲故事”既是凯瑟的叙述方式,也是她的创作主题。凯瑟通过给读者讲述有关拉都主教和那些与他相关的人物的（或实、或虚、或半实半虚）的故事,使读者感受故事的“真实”而不是所谓的“事实”。凯瑟作品中的众多的“插曲式”故事来源丰富,体裁多样,然而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些故事多讲述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中阴暗的一面,比如“痛苦,”“恐惧”和“死亡”。对凯瑟文本中的日常生活分别从地理、性别和艺术三个不同维度进行讨论旨在彰显凯瑟日常生活美学的复杂性。凯瑟的日常生活美学看似都在描摹日常,但每每都能超越日常的琐碎和平凡。凯瑟对日常生活实践细节,如“居住实践”和“烹饪”的描写,并非只是单纯的记录或阐释,其中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寓意。在凯瑟的大部分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得以优化、并被做了浪漫化的处理,她出色地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