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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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以人为本、布局优化的规划理念深入现代城市规划工作之中。城市活力研究从个体活动行为出发,可有效反映城市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选择规律,直观表现城市结构特征,体现出城市空间对个体的吸引能力,对发掘低效利用空间、探究城市居民行为导向以及评估原有规划实施情况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手机信令数据,通过分析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不同时段用户分布情况,挖掘适合反映武汉市居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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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以人为本、布局优化的规划理念深入现代城市规划工作之中。城市活力研究从个体活动行为出发,可有效反映城市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选择规律,直观表现城市结构特征,体现出城市空间对个体的吸引能力,对发掘低效利用空间、探究城市居民行为导向以及评估原有规划实施情况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手机信令数据,通过分析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不同时段用户分布情况,挖掘适合反映武汉市居民就业行为、居民居住行为和居民游憩行为普遍特征的时段,并基于此表征武汉市的城市就业活力、城市居住活力和城市游憩活力;其次,进一步探究这三类活力的空间分布规律,明确各类活力高值的分布情况,划定复合型活力空间和单一型活力空间;然后探究运用POI数据表征的七类城市用地功能和三类道路网络中心性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回归关系,分析其空间匹配情况;最后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法方法,探究各影响因素对三类城市活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一步挖掘三类城市活力在不同空间上的主要影响因素异同情况。研究结果发现:1.武汉市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各时段居民行为分布整体呈现“分散-集聚-分散”的分布特点,且休息日集聚行为发生时间较工作日有明显延迟;2.武汉市基于三类居民活动下的城市活力整体呈“一横两纵”分布格局,城市就业活力在空间上的高值最为显著,呈“一主两副”集聚模式,城市居住活力则相对均衡;3.研究区内大部分城市活力高值区均实现了城市“就业-居住-游憩”活力的复合,但仍存在部分单一型活力区;4.城市用地功能和道路网络中心性可有效解释三类城市活力的分布特征且其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城市就业活力和城市游憩活力在二环线内受商服功能、工业功能和道路网络直达性的影响较强,城市居住活力则在三环内基本均受到道路网络直达性的较强影响,可见交通的高效和便利程度是影响三类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5.复合活力的形成普遍需要居住功能、商服功能和工业功能的合理配置与道路网络的直达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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