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社会最初出于本能的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和行动,可以说就是人类最早的食品安全政策及其执行。从被动的保障到主动保障,从零期的措施到系统的措施,从宗教化的禁忌到科学的制度体系,正是人类食品安全政策执行力的发展历史背景。在本文中,政策执行力被定义为政策结构与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反映的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效果与预期的契合程度。社会转型期本身所固有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为食品安全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提供了更有针对性和限制性的平台,使得相关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更加的集中和聚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食品安全,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始终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重点、症结以及表现形式和解决方案各不相同。这种以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变化与发展在本质上体现了食品安全的历史性。宗教的教规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比较系统的一种社会政策,其中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则构成了人类早期社会的食品安全政策。人们对于宗教教规的遵守即是政策的执行。农耕时代食品安全及其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以律法为主要形成的食品安全政策与其时代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相吻合的,相应的政策执行也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有效的落实。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给食品及食品安全带来的重大影响,在促进了食品业的发展、丰富了人类加工和使用食品的手段、延长了食物的供应链的同时,也为食品的制假提供了新的可能,带来更多的、更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的历史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执行力的限度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事实。任何超现实阶段的政策要求和期望都无法真正推动食品安全状况的有效转变。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需要的是客观清醒的认识和脚踏实地的努力。食品安全及其政策执行力始终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动态存在,其最终的走向和结果取决于历史发展的本身。体制是政策执行力重要物质基础之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的诸多因素,如监管模式、部门职能设置、行政资源配置等都直接决定了政策执行力的实现。通过监管体制的相似性分析以及对行政职能、执法能级等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监管体制对于政策执行力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取决于体制层面下的技术因素和结构因素。体制本身对于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不同体制对于政策执行力影响的差异性并不大。制度是政策执行力的逻辑载体。政策执行力逻辑的体现,主要取决于食品安全的制度保障。制度与执行力的关系就是结构与过程的关系。食品安全制度为食品安全政策执行提供运作平台,同时制度的逻辑影响并决定着执行的逻辑。在制度中保持正确的逻辑关系,不仅可以为政策执行力提供良好的运作平台,而且也可以有效降低政策执行的阻滞成本。政策执行力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方法和手段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这些是执行与结果的直接桥梁,也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直接因素,包括成本投入、监管偏好和执行手段方法等。它们是影响政策执行力兑现的“最后一公里”因素。如果缺少这些“最后一公里”因素,政策执行力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和规划中,而无法取得政策的任何实践效果与期望。食品安全政策执行力问题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并保持持续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尊重历史发展和社会治理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主导相关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同时要把客体导向原则引入政策制度与执行之中,充分体现以权力分享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理论对于食品安全政策及其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给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更多的利益表达、权益维护、发展选择等方面的主导权。重塑社会道德体制(包括市场诚信体系)、建议统一并且平衡的法制环境以及渐进式的行政体制调整,将是我国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