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湘南水村为个案村,以当前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在外婚制和从夫居制的客观条件下,由于妇女的依附性身份与外人角色,决定了归属对于她们的特殊意义。农村妇女只有在获得稳定的归属的前提下,才能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体验,才能够去体验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本论文的展开遵循主线与副线两条线索。主线是妇女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人生归属的不同表达与追求,即栖居、立足、安身、立命四个层面。妇女在不同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又与她的父亲,或丈夫、儿子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本论文的主线又是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的逻辑脉络。即,妇女做女儿时,依托父亲而获得在夫姓家族、村落“栖居”的资格,获得归属和生命的体验；出嫁后,依托丈夫在夫姓村落“立足”,从而获得夫姓家族、村落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并依托丈夫体验自身的存在意义；亡夫之后,儿子便是妇女的依靠,是妇女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并且所有的农村妇女只有完成传宗接代、依托儿子才能在夫姓家族、村落“安身”；等到妇女年老,儿孙绕膝,完成了毕生任务,也就实现了人生的“立命”,并在儿孙为她准备的葬礼上完成最后的归属。这样,妇女的一辈子就过得从容、安全而有意义。否则,每个阶段出现问题,都会干扰或破坏妇女对归属与意义的寻求。本论文的副线是妇女与娘家、家族和熟人社会的关系。在主线当中,妇女每个阶段的归属都辅之以这个副线。妇女要获得归属,就是要在“婆家(家族)-熟人社会-娘家(家族)”的关系结构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扮演恰当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娘家、婆家与村落熟人社会的三重保障,获得充分的安全感、预期感、归属感的主体体验。按照父系和外婚制原则,妇女被要求归属于夫姓家族和村落,如若妇女的位置没摆好,角色没扮演好,也就不会有这些体验。在此基础上,本论文建构了农民体验意义的“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认为家族、村落不仅是满足农民功能需求的单位,而且是农民的精神归属,妇女归属其中,并通过传宗接代来体验生命意义。而当前农村出现的伦理性危机,真正根源在于农民归属体系的解体、意义世界的改变,在于农民、农村妇女抛弃传统归属,被纳入一个巨型的、不平等的、缺乏保障和归属感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