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道德原则冲突,更令人困惑的是种种道德原则是如此尖锐地对立着,不可调和,以至于人们很难在其中做出选择。麦金太尔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当代西方道德理论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构成了《德性之后》一书的起点。 我应当选择哪一种价值观呢?人能否有一种可以作为公度性标准的价值观?是否需要一个可以作为公度性标准的价值观?隐藏于激烈争论的种种观点之后的是这样的一种倾向,麦金太尔称之情感主义。以现代性为背景,情感主义确立在这样的一种主张上面,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为一种道德原则提供一种合理论证的任何企图事实上都已失败。所以,情感主义消除了操纵与非操纵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任何真正的区别。偏执地认为“人们要他们自己去认识一种非自然性质的存在,他们称这为‘善’;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种性质,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而已。他们通过一种对他们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的解说,伪装了对他们的爱好和怪想的表达,这种解说赐予这种表达一种客观性,而事实上它们并不具备。” 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情感主义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一种传统的可以包容公度性标准的目的论伦理学传统的中断。缺失了可以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公度性标准,并且,经历了种种价值观思潮之后,人们似乎放弃了寻找一种可以取得公认的客观性标准。这样,个人的判断,包括价值观、人生观的选择标准与社会整体相分离,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域,社会或者国家应当是一种“中立而权威的标准”。所有的偏好都有同等的地位, “根本不能从一种(公共的)立场去评估它们”(罗尔斯语)这种看法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信念,当社会对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生活目标持歧视态度的时候,人们要过优良生活,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标榜价值中立的理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断裂了人与可以作为标准的目的之间的联系。构成一种分裂构成情感主义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情感主义者敢于以无知者无畏的角色出现。 麦金太尔自己就曾经说过,他是托玛斯·阿奎那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追溯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传统,他认同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基督教在目的——一神论框架。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究竟在这样的框架内有什么作用?麦金太尔提出的“认识到自己真实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概念就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有着极大的一致性。从总体上看,他们在意义上是相同的。这种“认识到自己真实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概念是说某人应该做某事,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说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行为会导致人的真实目的。他不惜在《德性之后》、及至《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和《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中大量的谈到这样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目的就在于强调一种可以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的目的论伦理学,而这正是与现代社会的情感主义的社会道德状况大相径庭的。这种伦理学以目的为道德规范的最后核准。 麦金太尔批评情感主义无公度性标准,他在古代传统中挖掘一种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在目的与德性之间建立一种必然性联系借助一种功用性的概念来讲伦理学。 麦金太尔的力作《德性之后》明确提出“启蒙运动道德谋化的失败”这样一个论断。在他看来,失败的起因是抛弃了传统上的道德体系中的目的论因素,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善观念的支持而成为无法理解的。这样,现代的道德诉求成为各种道德理论之间无客观性、无任何标准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的特点正是它的无休止性。这种道德体系不同于康德-罗尔斯“自我--规则”体系,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系。与此相反的,麦金太尔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提出“偶然性的人性――合理伦理戒律――人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这种体系更为奇怪的是两者之间有一种历史的承继关系。与前者相比,后者不只是在数量的优势,而是在于三个因素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缺一不可。“这个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体系中的每个因素的地位和功能――未受教化的人性概念、合理伦理戒律的概念和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概念――都必须参照另外两种因素才能正确理解。” “根据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因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是目的论的,因此,人类行为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参照那些为人类行为提供目的的诸多的善的等级体系来描述。要根据机械论者的观点,人类行为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在不牵扯到任何这种善的情况下加以描述。”放弃一种对于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在全部意义上的坚持,而采用一种整体方法上的执着。也就是说,继续以人是政治动物为论述的起点,相信人在共同体中的生存的非凡意义继续采用一种目的论的“善”来凝聚人心,将德性放在一个整体性的环境中加以理解。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麦金太尔借助实践与叙述背景的概念重新建立起一种善与德性之间的目的――手段的关系,使得德性在身份上不再只是一种规则,而成为独立的人人所认同的标准。而这恰恰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伦伦理学的方法,继续将德性与人生的整体幸福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