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中有一大批作品涉及到了许多历史人物,其中就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屈原与陶渊明。在这些作品中,元散曲家观点高度集中地表现出抑屈崇陶的思想倾向：对屈原忧念苍生、关心国事、为理想殉身的做法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而对陶渊明的辞官不仕、安闲自适的隐居生活极尽赞美之词。这与历史上对屈原、陶渊明的传统评价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通过认真分析这一差异现象,积极探究造成这种不同评价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和把握元曲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元散曲的文化蕴涵。中国古代士人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观念。他们主张积极用世,希望人生有所作为；但在不遇明主或“道不行”时则隐居而求其志,独善其身,以待时机。儒家文化中包含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方式,或“隐”或“仕”,给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面对不同境遇时提供了可进可退的两种不同选择。屈原忧国忧民,毕生践行着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理想信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仕”的一极；陶渊明淡泊名利,坚守着儒家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的一极。二者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元曲家笔下,屈原的上下求索显得苍白乏力、徒劳无益,对其极尽贬抑嘲讽；相反陶渊明的诗酒人生则流露出了无限钦羡和向往。事实上,元散曲中的屈原、陶渊明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而是已经积淀成一种文化价值符号。元曲家并不是有意对屈原、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作出评判,而是通过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符号借以表达自我的人生观,宣泄个人的思想情绪。这一扬一抑、一尊一贬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元曲家对当时整个社会和人生的复杂态度。元代社会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社会,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撞融合,加之蒙古族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科举中断、仕进无门等因素,使得元代士人感到空前的绝望和无奈,以屈原为代表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观念在元代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他们便走向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的一极,因而对屈原加以贬抑,而对陶渊明则大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