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以及我国的现代化困境,一些中外学者已开始把关注力穿透到生态问题的背面,关注人在生态问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及生态意识淡薄和道德沦丧的极致表现。作为20世纪末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新兴话题,生态公民理论一经产生便受到从政策制定者到公众的积极回应。生态公民是对传统公民理论的突破与延伸。超越了民族国家与公共领域等公民概念必备要素的限制,生态公民具有世界主义意识和生态美德,积极行使环境权利并履行环境义务,不论在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还是民主政治的公共领域都能在生态观念的引领下自觉践行生态行为,体现了新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政治与伦理德性的统一。作为环境议题与公民理论“联姻”的产物,生态公民理论突出公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主体作用,认为一定规模的生态公民群体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能借助公民对环境议题的较高关注度,改善政治和参与“冷漠”的现象,重新唤醒西方社会公民的主体观念,推动民主政治、法治进程的完善与升级。然而,作为一个“舶来”的全新概念,生态公民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基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其对如生态民主、绿色参与、环境权利与义务的主张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中国环境保护进程及公众的基本环保共识。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阶段,引介生态公民理论有利于解决环境恶化人为因素中的东西方共性问题,但如果简单移植也容易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状以及公众的环境素养实际,从而减弱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因此,在中国传播与推广生态公民理论,需要经过“中国化”的拓展过程,从突出“自然生态价值观”转向“自然与社会生态价值观”并重；从强调“公民环境权利与义务”转向“经济、政治、环境权利与义务”协同；从注重“生态公民理论推广”变为注重“内含生态公民意蕴的公民社会建设”；从关注“实然标准”变为“当前阶段与未来目标”的统一,在吸收中国智慧的基础上丰富、充实相关理论与实践活动。在对生态公民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辩证评判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研究生态公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分析生态公民理论的实践价值。生态公民与生态文明内在一致却又有所区别,构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共同体。二者在本质、内涵以及诉求上具有内在融合与一致性；差异在于,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通过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生态公民的实践主体作用；通过带头遵守执行环境法规与政策,发挥以生态公民权为核心的生态公民权利主体作用；通过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发挥生态公民道德主体作用。反之,生态文明的兴起奠定了生态公民生成与发展的基础,为生态公民提供物质、精神、制度、科技等方面的支撑,形成生态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舞台,赋予生态公民新的内涵。在实践层面,生态公民的养成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从个体内在与外部环境两方面促成公民向生态公民的转化,通过观念自觉和外在培育促进生态公民群体的逐渐生成。生态公民的培育包括生态环境意识、生态法治意识、生态科技知识在内的观念培育；包括环境知情权、享有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相应的生态宣传义务、生态保护义务、生态奉献义务、生态自律义务在内的生态公民权利与义务培育；包括由生态社会公德、生态职业道德、生态公民品德构成的生态公民道德培育。在剖析生态公民培育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生态公民教育的整体架构、制度体系入手,力图将生态公民培育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手段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负责、公众参与、市场优化配置的生态公民培育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