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是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主要来源,二者的互动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稳定股票市场,改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针对同一会计年度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与制度特征,探寻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披露环境特征,为监管机构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引言,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相关概念;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对国内外管理层盈利预测、业绩预告以及分析师预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章为制度背景,简述了我国业绩预告制度变迁史、分析师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二者共同形成的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披露环境;第四章至第七章为实证研究部分,其中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分析师对我国上市公司强制预告的违规、自愿预告以及预告质量的影响机制,第七章探讨了业绩预告对我国分析师盈利预测修正以及准确性的影响;第八章对本文进行总结,提出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业绩预告制度下,约有15%左右需要进行强制预告的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行为;约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截至2012年年底,有63%的上市公司同时向市场提供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信息。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披露存在着显著的及时性差异,约有88%的分析师预测发布在业绩预告之前,12%的分析师预测发布在业绩预告之后。表明分析师预测形成的市场预期会在较长时间内影响市场,并对管理层业绩预告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分析师预测的偏差很大,修正比率较低。(2)分析师跟踪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概率;进一步控制分析师跟踪规模后发现,有明星分析师跟踪以及来自高声誉券商的分析师数量越多、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低,预测越准确,这种治理作用越显著,验证了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违规预告行为的约束作用。但是分析师的监管作用仅在上市公司受监管较弱时有效,对受监管力度较强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违规行为则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分析师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治理效应仅在监管力度较弱时发挥作用,成为监管制度的有效替代。(3)我国分析师跟踪对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具有促进作用,跟踪的分析师数量越多,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动机越强。具体影响机制为:①分析师预测形成的悲观预期会提高上市公司自愿预告的概率;②分析师可以降低私有成本对自愿披露的负面影响;③分析师可以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补充或替代,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自愿预告动机。(4)发布在业绩预告之前的悲观的分析师预测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发布更加及时和准确的业绩预告以纠正被低估的市场预期;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越大,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精确性越高。(5)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信息特征会对分析师预测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现为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与精确性越高,分析师进行预测修正的概率越大;与西方文献结论不同的是,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及时性与分析师预测修正概率正相关。进一步通过公司层面与分析师层面的配对研究发现,业绩预告后分析师预测误差得到了显著降低,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对分析师是有效的,可以为分析师所用,帮助分析师显著降低预测误差,而这种预测误差的降低可能是由于分析师被动接受管理层提供的业绩预告值带来的,并不是分析师预测能力的体现。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本文首次对我国预测性盈利信息披露环境的特殊性进行论述,指出分析师预测与业绩预告及时性上的差异及其对二者互动机制的影响,解决了之前我国关于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以及影响方向的问题;②本文丰富了公司治理研究框架,指出分析师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既可以成为监管制度的替代,又可以替代与补充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约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③本文探讨了分析师在私有成本与自愿披露关系中的调节作用;④本文揭示了我国分析师预测与业绩预告互动机制的特殊之处。总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部门了解市场参与主体对业绩预告的影响以制定更有效的信息披露政策,也为分析师与管理层之间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