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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竞争活动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现实世界中，仅在一个市场进行销售或者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多个市场建立业务，当他们的竞争对手也这样做时，其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多市场联系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企业在多个市场上相遇。例如保险公司为顾客提供多种类型的保险，航空公司在多条航空线路为乘客提供服务，医药制造企业提供多种类型的药品，多元化公司例如海尔、格力等生产多种产品并在不同的区域市场销售等，特别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实行多元化经营以分散风险，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可以看出，多市场企业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的一种普遍形式。虽然多市场接触与企业绩效、企业竞争强度等的研究已经十分多，但是在多市场接触情景下的企业创新的研究却是十分少，Anand等
(2009)和Theeke和Lee(2017)均认为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是有边界的，对于基于知识资源的竞争不再适用，需要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部分学者已经初步试探性分析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且主要集中在西方成熟市场的样本分析中，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在于的“相互克制”效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模仿效应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对企业创新产生了竞争效应，他们的研究对于多市场接触研究的理论逻辑产生了分歧。因此，在多市场接触的环境下，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机制如何？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作用机理以及环境规制、制度环境、企业性质和高管海外背景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多市场接触促进了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产品创新。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较少，并且一直存在理论解释的分歧，本文认为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机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在焦点市场上专利申请数量正相关。
第二，关于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主要存在两种机制，即合作机制和竞争机制，由于知识资源的特殊性，多市场接触对于知识资源的影响“相互克制”效应不再起效，由于多市场接触所带来的熟悉性，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企业创新。同时多市场接触的熟悉性也会增加企业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模仿的威胁，进而由于多市场接触的模仿学习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加大了知识资源的竞争，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创新。通过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后发现，相比大型企业而言，多市场接触对小型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数量的积极作用更大。相比成熟企业而言，多市场接触对创业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数量的积极作用更大。相比专利申请较少的企业而言，多市场接触对专利申请较多的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数量起到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三，考虑到不同情境下多市场接触可能对企业创新存在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考虑了环境规制、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性质和高管海外背景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即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增加，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效应没有变得越强。但是产权保护力度的调节作用显著，发现多市场接触随着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创新增强。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减弱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国有企业不利于企业的创新。高管海外背景的调节作用显示，相比不具有高管海外背景的企业，高管海外背景增强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说明高管海外背景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企业要积极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有如下三点：
本文以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作用机理以及环境规制、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性质和高管海外背景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具体研究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验证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多市场接触与企业绩效和竞争强度等关系的研究，但是这些关系主要是探讨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下游产品市场的竞争和绩效，对于企业上游知识资源的竞争，很少有学者进行探讨，并且理论基础分析上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Greve和Mitsuhashi(2004)从“多单元组织”理论和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视角出发，综合论述了多市场接触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专利。但是，Anand等(2009)和Theeke和Lee(2017)均认为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是有边界的，Anand等(2009)认为在探索(exploration)性活动中，企业更多地是通过模仿行为来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寻求“相互克制”效应。Theeke和Lee(2017)认为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竞争领域和资源类型，这种效应仅发生在企业的下游活动(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产品价格等)中，对上游活动知识资源的竞争可能不会降低，因此可以看出，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的理论解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认为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比较复杂，对于知识资源来说，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不再起效，因为企业保护产权的动力更大，不再害怕其他竞争对手的报复威胁，多市场接触水平的增加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中国医药制造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丰富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其次，梳理了多市场接触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作用机制。目前仅有几篇国外文献实证检验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多市场接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其中作用方式只是分散于几篇论文的理论阐述与假设推理中，并且阐述并不全面，更没有实证检验。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实地调研、理论推演的方法，从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出发，归纳总结出了多市场接触影响企业创新的两种作用机制——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虽然由于数据获取问题，本文没有通过中介变量将其进行检验，但是本文通过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的一些其他特征，对以上两种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目前的研究，本文对多市场接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的分类检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再次，本文将外部环境(环境规制、产权保护力度)、企业特征(企业性质)和高管特征(高管海外背景)纳入到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分析框架中，并系统地分析了以上情景变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选择市场集中度(Jans和Rosenbaum，1997；Fuentelsaz和Gómez，2006；Haveman和Nonnemaker，2000；邓新明等，2019；曾伏娥和袁靖波，2016)、战略联盟(Chuang等，2018)、CEO任期(Stephan等，2003)、势力范围(Gimeno，1999；Gimeno，2015)、资源相似性(Grimm和Simon，2000；Young等，2000)、企业规模(Mas-Ruiz和Ruiz-Moreno，2011；Reeven和Penning，2016)等，很少将外部环境(产权保护制度、环境规制)、企业特征(企业性质)和高管特征(高管海外背景)纳入到多市场接触的研究框架中。因此本文突破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行为研究的情景变量的选择，将以上情节变量纳入到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框架中，也是对多市场接触理论情景因素分析的一种扩展。
最后，在中国新兴市场下检验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效果以及情景因素。目前大多数多市场接触都是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的数据，例如美国航空业(Prince和Simon，2009)、西班牙的连锁酒店(Fernandez和Marin，1998)、美国的水泥业(Jans和Rosenbaum，1997)等，但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与西方成熟经济体，在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较大。Domínguez等(2016)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等，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可能更难观察竞争对手的行为和进行企业内部协调。因此，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的数据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作用相对有限。本研究运用中国新兴市场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的多市场接触的影响作用结果不仅是对多市场接触实证研究在不同经济体下的一个补充，而且对本土企业的实践来说更有参考价值。中国迅速的政治、经济和体制变革，伴随着相对不发达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也为探索多市场接触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
(2009)和Theeke和Lee(2017)均认为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是有边界的，对于基于知识资源的竞争不再适用，需要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部分学者已经初步试探性分析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且主要集中在西方成熟市场的样本分析中，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在于的“相互克制”效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模仿效应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对企业创新产生了竞争效应，他们的研究对于多市场接触研究的理论逻辑产生了分歧。因此，在多市场接触的环境下，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机制如何？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作用机理以及环境规制、制度环境、企业性质和高管海外背景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多市场接触促进了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产品创新。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较少，并且一直存在理论解释的分歧，本文认为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机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在焦点市场上专利申请数量正相关。
第二，关于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主要存在两种机制，即合作机制和竞争机制，由于知识资源的特殊性，多市场接触对于知识资源的影响“相互克制”效应不再起效，由于多市场接触所带来的熟悉性，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企业创新。同时多市场接触的熟悉性也会增加企业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模仿的威胁，进而由于多市场接触的模仿学习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加大了知识资源的竞争，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创新。通过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后发现，相比大型企业而言，多市场接触对小型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数量的积极作用更大。相比成熟企业而言，多市场接触对创业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数量的积极作用更大。相比专利申请较少的企业而言，多市场接触对专利申请较多的企业在焦点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数量起到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三，考虑到不同情境下多市场接触可能对企业创新存在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考虑了环境规制、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性质和高管海外背景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即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增加，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效应没有变得越强。但是产权保护力度的调节作用显著，发现多市场接触随着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创新增强。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减弱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国有企业不利于企业的创新。高管海外背景的调节作用显示，相比不具有高管海外背景的企业，高管海外背景增强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说明高管海外背景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企业要积极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有如下三点：
本文以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作用机理以及环境规制、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性质和高管海外背景对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具体研究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验证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多市场接触与企业绩效和竞争强度等关系的研究，但是这些关系主要是探讨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下游产品市场的竞争和绩效，对于企业上游知识资源的竞争，很少有学者进行探讨，并且理论基础分析上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Greve和Mitsuhashi(2004)从“多单元组织”理论和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视角出发，综合论述了多市场接触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专利。但是，Anand等(2009)和Theeke和Lee(2017)均认为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是有边界的，Anand等(2009)认为在探索(exploration)性活动中，企业更多地是通过模仿行为来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寻求“相互克制”效应。Theeke和Lee(2017)认为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竞争领域和资源类型，这种效应仅发生在企业的下游活动(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产品价格等)中，对上游活动知识资源的竞争可能不会降低，因此可以看出，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的理论解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认为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比较复杂，对于知识资源来说，多市场接触的“相互克制”效应不再起效，因为企业保护产权的动力更大，不再害怕其他竞争对手的报复威胁，多市场接触水平的增加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中国医药制造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丰富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其次，梳理了多市场接触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作用机制。目前仅有几篇国外文献实证检验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多市场接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其中作用方式只是分散于几篇论文的理论阐述与假设推理中，并且阐述并不全面，更没有实证检验。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实地调研、理论推演的方法，从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出发，归纳总结出了多市场接触影响企业创新的两种作用机制——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虽然由于数据获取问题，本文没有通过中介变量将其进行检验，但是本文通过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的一些其他特征，对以上两种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目前的研究，本文对多市场接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的分类检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再次，本文将外部环境(环境规制、产权保护力度)、企业特征(企业性质)和高管特征(高管海外背景)纳入到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分析框架中，并系统地分析了以上情景变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选择市场集中度(Jans和Rosenbaum，1997；Fuentelsaz和Gómez，2006；Haveman和Nonnemaker，2000；邓新明等，2019；曾伏娥和袁靖波，2016)、战略联盟(Chuang等，2018)、CEO任期(Stephan等，2003)、势力范围(Gimeno，1999；Gimeno，2015)、资源相似性(Grimm和Simon，2000；Young等，2000)、企业规模(Mas-Ruiz和Ruiz-Moreno，2011；Reeven和Penning，2016)等，很少将外部环境(产权保护制度、环境规制)、企业特征(企业性质)和高管特征(高管海外背景)纳入到多市场接触的研究框架中。因此本文突破了多市场接触与企业行为研究的情景变量的选择，将以上情节变量纳入到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框架中，也是对多市场接触理论情景因素分析的一种扩展。
最后，在中国新兴市场下检验多市场接触与企业创新的效果以及情景因素。目前大多数多市场接触都是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的数据，例如美国航空业(Prince和Simon，2009)、西班牙的连锁酒店(Fernandez和Marin，1998)、美国的水泥业(Jans和Rosenbaum，1997)等，但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与西方成熟经济体，在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较大。Domínguez等(2016)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等，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可能更难观察竞争对手的行为和进行企业内部协调。因此，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的数据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作用相对有限。本研究运用中国新兴市场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的多市场接触的影响作用结果不仅是对多市场接触实证研究在不同经济体下的一个补充，而且对本土企业的实践来说更有参考价值。中国迅速的政治、经济和体制变革，伴随着相对不发达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也为探索多市场接触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