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92年加入《华盛顿公约》(1966年)以来,中国政府及企业都鲜少涉及到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仅有的几起案件也均是由中国企业作为申请人而提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改革开放初期单纯的依靠吸引外资转向为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共同发展的双向投资模式,在此背景下,可以预计未来我国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中的角色定位也将由以申请人提起诉讼为主转变为作为申请人主动起诉与作为被申请人被动应诉并存的格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以下简称“ICSID”)于2014年11月4日正式立案的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政府案(以下简称“安城案”)是中国作为东道国首个应诉并获得胜诉的ICSID仲裁案件,深入剖析安城案的涉诉过程及其背后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为我国政府及企业未来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保驾护航。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安城案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案情简介及争议焦点。在对案件背景及仲裁程序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归纳出三个焦点问题,即本案是否适用审前异议程序、安城公司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仲裁时效是否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第二部分针是否适用审前异议程序进行分析。在对ICSID审前异议程序内容、背景及适用标准简要概述的基础上,结合安城案仲裁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对本案如何适用审前异议程序作具体分析,并立足于我国当前实际提出未来应对相关案件的可行性建议。第三部分针对安城公司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进行分析。对国际投资仲裁中关于仲裁时效的规定进行介绍,结合安城案仲裁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观点评价本案仲裁时效起止时间的认定问题,思考仲裁时效问题对我国未来参与ICSID仲裁案件的启示。第四部分针对仲裁时效是否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问题进行分析。在对ICSID最惠国待遇条款及ICSID实践中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争议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安城案仲裁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分析中国-韩国BITs最惠国待遇条款不适用仲裁时效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我国应对ICSID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张适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