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在西方思想家的阐释下，在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和运行制度。问责制在我国的实行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它的实施意义重大，这是发展我国宪政民主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是加强对领导者权力监督的必然要求，是落实领导者责任的可靠保证。问责制的实施有法律和纪律依据。问责制的实施有其主体与客体，在同体问责中问责主体主要是执政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在异体问责中问责主体主要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法院。问责客体指承担责任的主体。从问责制问责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和纪律责任、道义责任四个方面。虽然问责制在我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但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人大的质询作用有限；问责主体缺乏独立性；异体问责路径缺失；作为问责制配套制度的政务公开制度建设滞后。为进一步完善问责制，从制度设计角度着手，应做到使质询走上制度化轨道；改革问责主体的体制；强化异体问责，拓展公民参与式民主；完善政务公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