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拉开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税降费”等热词在“两会”上持续升温。虽然供给侧改革是要创造新供给和调整供给结构,但首先要减库存、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品。这对于企业来说是市场倒逼下的自我革命,短期内企业由于融资能力与技术创新跟不上而经营艰难。政府为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降税降费”等减轻企业压力。其中,“降费”包括降社会保险费。但降费与我国社会保险征缴不足产生矛盾,企业社会保险逃费行为较为普遍。为解决“降费”与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矛盾,社会保险相关机构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减少企业逃费现象上,反思企业逃费行为普遍存在的内在原因,并置身处地地从企业角度分析企业逃费行为。为了让政府全面地了解企业逃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发现逃税与企业逃费相似性基础上,利用修正的逃税模型分析企业逃费动机,并收集2015年经济在东部、中部、西部处于首位的广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及迭代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企业逃费的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6个部分,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研究内容一:社会保险制度与企业社会保险逃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发现:(1)社会保险企业缴费基数即职工工资总额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逃费;(2)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越高并不会导致企业逃费程度越高。当法定缴费率更高时,大规模企业和技术要求高的行业企业的参保情况更好,但民营企业逃费更严重。研究内容二:企业类型即规模大小、所有制类型、行业技术类型与企业社会保险逃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1)大规模企业逃费程度小于小规模企业;(2)不同所有制企业逃费程度按从大到小排列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3)不同行业技术类型的企业之间逃费程度差异不大。此外,实证结果还发现固定资产与企业逃费程度成反比关系;净利润较高企业逃费反而更严重。